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则明显地表达了他对朱翊钧的同情与悲叹。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阅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透过不一样的人物从不一样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时，皇帝已心灰意懒，多年没有上朝了。万历以前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期望透过励精图治到达”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而文官集团只期望皇帝做一个象征，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在各种繁琐的近宗教式的仪式中扮演一种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应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员，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高级官员不增补，以致六部部长都有多位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但是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潜规则、利用潜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官员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充实了国库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官员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应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一样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能够为治黄河选取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向被选取。最后他也无法逃脱个人的杯具命运，被百官弹劾驱逐。他期望透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推动仁政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失败告终。
海瑞是个杯具。文官集团认为海瑞和万历一样用来作为官僚集团的装饰就能够了，这样的顽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杯具不止于被官僚集团抛弃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同样在于海瑞即使处要职也无法实现理想。从海瑞经理的案件来看，海瑞正因技术手段的不足无法凭证据等决定，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穷人，而百姓也绝不都是善类，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称富人强占田，导致案件变复杂。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这已经不是那个遥远的时代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能以现今标准来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许的，也能够说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一种妥协和放权，比如支付吏的工资。甚至能够说海瑞是在向当时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比如“不少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做额外收入的资本。”可见土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还有平民百姓。官职不止是一个行政上的职位同时还是获得财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员一人，还有官员背后的整个家族。一个家族中的贫民常常是靠官老爷接济，获得教育机会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难道就不是民吗，他们取得的财产就能够任意处置吗，
制度上的杯具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潜质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向是被历史舆论打压丑化的。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户外，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因此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看，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持续现状，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败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应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不是单纯能用善恶评价的。其行为的复杂是正因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此刻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明白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一样，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应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状况不一样，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一样，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明白。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礼貌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明白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构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理解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之后，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能够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构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潜质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之后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能够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潜质解当地的疑难;二来能够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证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正因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正因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xx，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