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满清政权遭受沉重打击。正如倭仁所说：“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三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这种耻辱深深的刺激了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们，中央官员如恭亲王奕、文祥，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这使他们认识到，列强与历史上侵略中原的异族是不同的，中外交往为不可避免之事，中国必须纳中西关系于正轨，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欲自强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莫若觅制器之器”。这些都需要引进翻译西书，学习西学。

恭亲王奕䜣

倡导西学，人才第一。翻译人才的培养为译书活动提供了人才保障，翻译机构的设置为译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那些说“洋泾浜”英语的人水平太差已不能满足中西交流的需要而且他们多数受洋人控制，清政府对他们也不放心。1862年在奕的提议下同文馆在北京开办，1863年在上海开办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开办了一所类似学校。这些外语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培养了一些翻译人才，许多洋教习在他的华人学生帮助下从事翻译活动。

同文馆

同时，来华传教士对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丁韪良，1850年来华任美国公使通事，1863年任同文馆英文和公法教习。1867年丁韪良返回美国入读印第安纳大学，在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做为期两年的进修并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升为同文馆总教习。英国人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泰西新史揽要》等书，这些译著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提摩太

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则主要由政府所主导，当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并刊印西书，虽然他们的成果远不及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但中国至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官方译书系统。

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例，译书大多为自然科学类。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记载：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这一特点与当时的国内需求与朝廷政策是分不开的，必须要翻译有用之书，即“制器之器”之书。正如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对西学的这一认识影响了译书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译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使西方对中国有了更加具体深刻的认识，促进了中国外交理念近代化的形成。如丁韪良的国际法译著《万国公法》为总理衙门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一个依据，促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并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后来的维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但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活动仍存在许多局限性，翻译的西书质量良莠不齐。译书活动所译西书又多不被士大夫们所认可，译书的读者范围狭小。这就大大缩小了西书的受众面，也削弱了西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