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故宫博物院馆藏清初历史文物中,有一件稀世珍品——鹿角椅。此椅的成造时间,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了,为有清以来第二个开国皇帝,清太宗文皇帝,即皇太极的御用之物。
那么,清初帝王的座椅为何要做成这样的款式?我们可以从这个马上得天下的皇族的狩猎习俗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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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角椅兼备防护作用
鹿角椅,顾名思义,就是用鹿角制成的座椅。鹿角,在中国古代军营中曾作为一种防御设备。因此,皇太极乘坐的鹿角椅,既是一件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又兼备防护作用的实用价值。
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师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态,巧妙地将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而鹿角外展的四个支叉作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两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两侧各增加一个木靠背和两根支柱,以支撑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个尖状的角枝,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围护在座椅的周围。
皇太极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着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是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诗兴大发,遂赋诗抒怀,其诗曰:“弯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质古,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 ”落款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下方为乾隆连珠方印一枚。字为阴刻,工整秀丽,颇似乾隆皇帝的书体风格。所刻诗句均有贴金,显得辉煌夺目古朴明朗。
满族的狩猎习俗
居住在山区、河畔的满族,多以渔猎、采集为生。满族称狩猎为打围,打围分大围和小围。春、夏、秋三季打小围,猎人单独外出打猎,多猎些黄羊、山兔、山鸡等小兽。冬至之后行大围,采取集体出猎的形式。由族长率领,带上狗、海东青(猎鹰)、弓箭、扎枪、刀叉等猎具,出猎者按人数编成若干队,每队选一有经验的猎手为猎长,负责指挥。发现兽群后,猎人们按照猎长的命令,将兽群围住并高声呼喊、敲打树木,惊吓野兽,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将猎物赶到空旷易射的地带,这叫“赶杖”。待猎物们进入有效射程后,猎长一声令下,猎手们万箭齐发,通常都会射杀大量野兽。每年打大围都在冬至节后,一般20天左右出山,时间长的可达两个月。每天打一围和二三围不等,每隔三至五天要迁一回营地。所获猎物由族长平均分配,一户户堆放好,上插各户之箭,人们认箭领物。对老人多、人口多的人家额外多分些。
八旗制度建立后,围猎按旗进行,并且各旗都有固定的围猎山地,打围通常在本旗的猎山进行。《柳边纪略》载宁古塔地区满族行围:“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近相逼,名曰‘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 ”
努尔哈赤父子都是神箭手
努尔哈赤是一个神箭手。万历十四年(1586)四月,他亲迎哈达万汗孙女阿敏为妃,在洞那个地方与东果部第一号射手纽妄肩较射,目标是百余步外的一棵柳树,纽妄肩“下马挽弓射五矢,止中三矢,上下不一”,努尔哈赤连发五矢皆中,而且“五矢攒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努尔哈赤对箭法很有研究,曾教导众人要使用“小而软”的弓,体力强壮者便能射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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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因从小就经常练习,箭法也很高明,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尔,在行幄中筵宴诸蒙古贝勒,他抬头看见天空有一飞禽,执弓一箭而下,众蒙古贝勒都赞叹不已。
皇太极继位之后,经常在皇宫内外举行步射和骑射比赛: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在大政殿接见出征黑龙江虎尔哈部落诸臣和归降的头人。由于军事行动顺利,投附者达两千人,皇太极十分高兴,命归降军士较射;崇德元年(1636)上尊号礼成,皇太极命人在盛京城南的祭坛前“树鹄”,命善射者射之,“射毕,列仪仗作乐还宫”;崇德二年(1637)八月,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诸事顺遂,皇太极亲率两黄旗护军在演武场上骑马“较射,赐大宴”,又命“六旗诸王、贝勒、贝子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崇德二年(1637)八月癸丑,皇太极率“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于辰刻出怀远门至演武场较射”。
围猎活动实是练兵
随着后金疆域的扩大,八旗贵族的财富迅速增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风气有所滋生。皇太极曾教训贝勒阿巴泰:你总是说手疼,似觉不耐劳苦。岂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你等惟图家居安乐,身不涉郊原,手不习弓矢,忽然行动,如何不痛苦?若是能努力奋勉,每日坚持骑射,何痛之有?
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极在贵族们集会时慨叹:今子弟遇行兵出猎,或说妻子有病,或说家中有事,多是托词。不思勇往奋发,而惟耽恋室家,偷安习玩,国势能无衰乎?
围猎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猎取生活资料。天聪六年(1632)五月,后金军队在从盛京到归化城、远征察哈尔的途中,在宣府塞外时已经绝粮断炊,于是皇太极决定行围。“(五月)丙辰,左右两翼兵于启行时,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
皇太极曾一人猎杀五虎
皇太极在行围活动中,屡屡身先士卒,英勇无比。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率领诸贝勒、群臣在盛京东北400里外的三洼地方行猎,皇太极射杀了五只老虎。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皇太极在札木谷行猎,其时节候严寒,随猎之人,都苦寒瑟缩,垂帽护面及耳。皇太极戴一顶窄帽,手不入袖,控纵驰射,竟然像是不知道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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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蒙古各官,都不禁从心底发出赞叹。天聪六年五月,皇太极在率大军出征察哈尔途中,在宣府塞外行猎,连发二矢,每矢贯穿二羊,共计射羊五十八(头)。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皇太极率诸贝勒及3000名甲士到长岭等地行猎20天,射猎野兽加之四虎,共达一百二十八(头)。他这种不畏严寒的精神和精湛的骑射技能,在满蒙汉八旗将士中起到了振奋精神、激励士气的作用。
侍卫敢和皇太极争猎物
大规模狩猎之时,彼此争夺猎物的事情时有发生,旗主贝勒与属下官兵之间也不例外。天聪四年(1630)十一月行围时,大贝勒莽古尔泰夺取了属下的两头野兽,其仆人托特仗势强占了他人射杀的一头野猪,其幼子在他人射猎的鹿身上补射一箭,据为己有。皇太极十分愤怒,在他的严令下,莽古尔泰才不得不将猎物退还。
有了皇太极的支持,八旗军普通马甲中的勇敢者也敢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贝勒抗争。天聪十年(1636)正月二十日,贝勒阿巴泰率兵步猎,镶黄旗翁阿岱牛录下勇士额木图射伤一头老虎,老虎逃奔时被阿巴泰所杀,额木图认为老虎应归自己,负责审验的“质验官”却逢迎贝勒,将死虎断给阿巴泰。额木图不服,一直告到兵部,兵部官员将老虎判给了额木图,并将阿巴泰和其他有关联的七名八旗官员治罪。
正因为皇太极“各取所得”的原则,有的侍卫竟斗胆和皇太极争起猎物来。崇德四年(1639)十月八日,皇太极率诸福晋至东哈达路围猎,侍卫巴哈射伤的鹿负箭逃走,巴哈却一口咬定皇太极所猎之鹿为自己所射。在皇太极拿出证据后仍相争不已。皇太极不禁大怒,亲自率领大家到射鹿现场验视,大家一致认为巴哈为无理取闹。诸王、贝勒将巴哈囚于城门,奏请诛杀。皇太极却令免死释罪。
在皇太极执政的17年中,八旗军每年都要行围狩猎。这首先提高了八旗军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八旗兵个个骁勇,但两军对垒要求队伍整齐,进退有序,因此在行围中,皇太极要求纪律严明,服从指挥。同时对队伍的作战能力,起到了锻炼的作用。行围时左、右两翼迂回包抄的大规模骑兵运动,成为清军实战的主要战术。其次,皇太极的行围,对清入关后历届帝王有示范的作用。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曾多次在京东的热河、遵化一带行围;福临在位时,曾于顺治四年(1647)、顺治八年(1651)、顺治十年(1653)多次在张家口、古北口塞外、遵化、北京南苑行围;玄烨曾于康熙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65-1676)到南苑行围23次。康熙十六年(1677),玄烨出巡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开始筹建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正式设立木兰围场。康、乾、嘉三帝,在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681-1820)间的140年,共赴木兰围场行围达105次。嘉庆帝在《木兰记》碑文中写道:“夫逸习劳难,承平日久,渐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开创之艰,承家之子,岂可失祖考之志,木兰秋狝,为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勿忽之常经! ”可谓道出了皇帝行围习武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