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草湾之战是发生在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在广东西草湾明水师与佛朗机海军的一场海战。1511年，葡萄牙已经有海员越过非洲到达满剌加，并对当时的大明广东布政使司的屯门军镇(今香港的屯门一带)虎视眈眈，渴求占领该地，并向大明宣战，以明水师胜利告终，葡人逐渐放弃武力侵略屯门之野心。1553年(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终于获得了在澳门居留权，澳门成为葡萄牙在中国的第二个落脚点。
改变历史
西草湾之战，对明军来说取胜得比较顺利，正史中不但写明了战争经过，而且还有战果。
寇犯新会西草湾的是葡萄牙人麦罗·哥丁霍(MelloCoutinho)率领下援助屯门的武装船队，中国人称其为别都卢，隶属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船队有很强的战斗力，在寇犯中国前已经"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在他到达满剌加的时候，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的性格不像西芒那样暴躁，他劝告"部下力避冲突行为，于入港投锚后，急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不得已，由屯门港退出，然已遭中国舰队之追击"。
这是因为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屯门之战后，已经下令"不准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接触。反而发布命令，要中国战船一旦遇上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将其击毁"。
战争结果
由于明朝水师求战的坚定与急切，同时哥丁霍在是否开战上犹豫不决，西草湾之战一开始明军就占了上风，经过反复较量，葡萄牙不得不接受失败。
从初次接触到寻找中国海岸
实际上，早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海岸线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了出海经商的中国人。1511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进攻位于南洋地区的贸易重镇马六甲。马六甲本地统治者一贯偏袒穆斯林商人而对中国商队严加盘剥，并且企图利用战乱打劫当时停泊在马六甲港的中国商船。这些船上的华商主动联络葡萄牙军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虽然此次联手对敌最终未能实现，但熟悉当地情况的华人也将马六甲城内的情况及守军情报透露给了这些新来的西方人。双方的初次接触都给对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这些南下经商的华人并非私自出海的普通商贾。由于明朝已经严守海禁政策达半个世纪，普通人是无法期望自发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的。而南洋地区的诸多大宗商品，譬如胡椒等贵重香料都是中国无法自产的物资，所以官方在大规模停止下西洋活动后，在地方上依然允许一些地方商人在官方庇护下，定期南下贸易。葡萄牙远征军在马六甲遇到的华商正是这种具有明朝官方背景的官商。这些商人每年定期下海经商，在返回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广州后还要被抽取相当于货物总价值20%的重税。除此之外，还要为地方官员进贡特定的贵重商品，作为孝敬。除了作为官方特许贸易的经营者，他们也是当时明朝少有的，可以帮助官方了解国外情况的眼睛。在阿尔布柯尔克与华商接触的第二年，中国商船如期返回马六甲，却没有带来国内产品进行贸易。华商首领直言不讳的告诉葡萄牙人，他们是替明朝官方来探查马六甲局势的。
有了这两次印象不错的碰面，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计划继续从海陆探索中国沿海，寻找传说中的秦人。由于历史上，《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力，此时西方人脑中幻想的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宝地，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往成为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目标。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因为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所以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也由于地方官的逐渐纵容，已经可以不按明朝规定时间朝贡，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当局便派出了几个商人代表搭乘泰国人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中国，并在今天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上竖立一座发现碑。这些探索者在完成贸易之余，也传回了关于中国的初步报告，巨额的贸易收入更让马六甲当局坚定了开发中国贸易的决心。正是有了这层铺垫，远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亲自下令，组织一支船队去往中国，并派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中国大使皮雷斯。
皮雷斯原本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随着阿尔布克尔的船来到亚洲，原本的任务是为国王寻找香料产地。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之夏》的书，成为了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
在接到国王的新命令后，皮雷斯带着葡萄牙国王给予的致明朝国书和赠送给皇帝的礼物，走马上任。一支由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船队奉命护送这位大使前往中国。由于船只紧张，葡萄牙人在整个印度洋到南洋一带，往往还只能保有25-30艘左右的主力远洋船只。所以这支船队的规模对葡萄牙人而言是花了大心思的。船队于1517年抵达广东珠江口，除了途中与一伙中国海盗交火外，并无什么麻烦。船队在珠江口与明朝水师的船队打了照面后，随即在靠近广州城外时，并且出于善意鸣炮示意，惊动了当地官员。之后皮雷斯大使及属下便在地方官的安排下，在广州住下，一方面需要让他们学习中国礼仪，一方面也是要向远在北京的朝廷禀报，等待明朝皇帝的接见。
由于广州的外宾接待场所有限，且葡萄牙之前与明朝素无来往，不属于朝贡国，所以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人大量滞留在广州。于是船队及大部分人退到了珠江口的屯门岛，并且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据点。完成任务的安德拉德便率领精锐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马六甲，只在岛上留下了数量不多的葡萄牙人。
短暂的中葡蜜月期
1520年1月，驻华大使皮雷斯通过多方贿赂，终于获准带着自己的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及若干随从由广州出发，并于5月赶到了大明王朝的陪都南京。当时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刚刚在江西平定了宁王叛乱。关于新来的葡萄牙人的报告一直从帝国的南方官员那边不断传来，各种反对葡萄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后曾经鸣炮示意，在明朝地方官的报告中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好战挑衅,很显然进入别的国家的港口放炮暴露了西方侵略者的企图,让明朝地方官有了警觉之心。而包括先皮雷斯一部被皇帝接见的马六甲使者在内的众多南洋来使，也一再向明武宗打小报告，痛批葡萄牙人的种种不是。自从1514年以来，明朝在广东的地方官违反了帝国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许南洋藩属国商人来华贸易，引来了众多穆斯林、泰国人和琉球的商人。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站住脚，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不过明武宗并没有理会这些控诉，相反他示意让皮雷斯等人跟随自己一同返回北京，并在帝国的正式首都进行接见。由此，两国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开始了。
明武宗本人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绝对属于思想活跃的异类。虽然因为贪图玩乐与女色，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在处理国事方面却比较注重实干，喜好不走寻常路。这位皇帝对于非汉族的异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能够与各路奇人异士以外语交流。新来的葡萄牙人正好迎合了这位皇帝的好奇心。皮雷斯的中文翻译火者亚三原始祖籍湖南的汉人，因为家道中落而流落南洋，于是便成为了第一位学会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教授皇帝葡萄牙语的老师。皮雷斯等人为了受到皇帝的接见，还向明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行贿，这位弄臣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美化葡萄牙人。正是这些机缘巧合，让明武宗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产生了好感，并接受了皮雷斯带来的礼物。无论朝中大臣与藩属国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不予理会。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这层薄弱基础上的。
然而回到北京仅仅三个月，喜好女色的明武宗便在1521年因病而死。中葡蜜月期戛然而止。朝中早就视江彬为眼中钉的大臣们联合杨太后将其赐死，接着又处死了火者亚三。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下令逮捕，押解回广州关押。他们的存在早就让南洋地区的诸多藩属国非常不满，亲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朝中众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在这些儒家正统观信徒的眼里，火者亚三这样的三教九流根本就是不习教化的化外之民，却能接触皇帝，实在是难以符合传统礼数，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葡萄牙人攻略南洋，擅自来华，又是对天朝正统观念下的朝贡体系的挑战。所以无论从何角度来看，火者亚三的被杀都不会让人意外。
此时，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经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挥，他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而在屯门岛上建立了小规模的防御工事。这些事情在明朝中央看来，更加难以接受。随后，几艘带有葡萄牙人的泰国船陆续从南洋赶来，又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新继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信奉传统礼教的皇帝。在满朝愤怒大臣的怂恿下，新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继续来华贸易，并要求他们退出马六甲。
广州当地守军也已经开始组织水军进攻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不过他们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对港口内搭载着葡人的南洋船只进行了突袭。不仅将船上的葡人抓捕、杀害，还将这些船上无辜的南洋商人大量击毙，幸存者被悉数卖为奴隶。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本地官员中饱私囊。
屯门岛之战与广州葡囚
1521年的8月，驱逐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然没有军事履历，却也尽心尽力的开展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部队，又从附近的乡里招募了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由于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所以水师部队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部队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所以能派往中国的人数非常稀少。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且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又或者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使用，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人往往在几个到十多个之间不等。在开战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让葡军的船数达到了5艘。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与过去很多人联想的先进西式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屯门之战中。
于是汪鋐指挥明军水师对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进行了第一作战，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葡萄牙人装备着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也胜于明军武器一筹。何况在当时，经历漫长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可谓身经百战。而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连自己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明朝水军成员的战斗力显然无法同葡人的精锐海员相提并论。于是，明朝水师只能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下来，都损失惨重。这是，又有1艘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葡军战船数量上升到了6艘。
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组织明军进行了精心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了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同时精心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由于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攻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于是决定将剩余船上的葡人集合在3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最后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逃回马六甲。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火冒三丈。碰巧押解到广州的皮雷斯等人就成了发泄对象。他们被分别关押后，接受了明朝地方官长时间的审问，在不得要领后被继续囚禁。一些人遭受到了明朝监狱方的酷刑虐待，先后毙命。唯有皮雷斯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他带来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腐败无比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葡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军的毒手。
葡人为何在中国屡屡碰壁
明朝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赢的并不轻松。虽然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亚洲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里打击。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实在是多此一举。而此次战役背后真正值得思考的诸多文化与制度因素，却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表面上，中西方文化冲突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皮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敬献曼诺埃尔国王写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翻译的版本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的确，在当时，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以儒学世界观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那么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提醒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维护实际上已经日渐瓦解朝贡体系。
而在广州的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谋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由于这类行当带有不法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明武宗时候虽然有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明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遭到了葡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无疑，具有官方背景的华侨商人，有开后门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面却纵容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以泰国的旧称暹罗，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成为暹罗港。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官方的偏袒，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如此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体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
至于这条灰色垄断链的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庇护他们为非作歹的广州地方官员。在他们的润色与修饰下，葡萄牙人礼节性的鸣炮成为了挑衅，尽管这种习俗对于长期涉外的官员来说，不可能毫不听闻。当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以绞刑处决了一名触犯法律的船员后，发往北京的奏折又变成了葡萄牙人滥用私行。丝毫不顾唐宋时代，外商来华就已经享受有一定的内部治外法权。也是他们，编造故事，称葡萄牙人专门偷盗当地儿童，用以食用，以今人眼光来看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在他们凶残的策划实施了对数艘泰国船只的抢劫杀人后，又将这些恶行的责任全部推倒了葡萄牙人头上，诱使朝廷颁布全面绞杀来华葡萄牙人的命令。于是，在明朝中央进一步的指示下，这些广州地方官员此后得到了对任何来华葡萄牙船只“杀无赦”的权利。至于那些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究竟有没有因为这条灰色垄断链牟利，则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儒家世界观与体系，恰恰是造成这种中央与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广东地方官吏的铤而走险与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对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的海禁制度的严正抗议。
终究是海禁惹的祸
屯门海战的失败，并没有让葡萄牙人放弃对中国贸易权及市场的追求。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末儿丁的指挥下来打广州，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并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在遭到广州地方官的拒绝后，船队经过屯门，一路来打西草湾。早就严阵以待的96艘明朝战舰一路上不停的尾随与挑衅。葡萄牙人以外交任务为重，一路上并没有还手。直到夜里，明朝水师再次以火船为先锋，对葡人的船队进行保卫与突袭。双方才再次爆发了著名的西草湾之战。葡萄牙人在损失了2艘船后，再次突围而去。末儿丁等42人被杀或被俘，明朝守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此后，尚关押在广州大牢内的皮雷斯等人的境遇更加每况愈下。这位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大使在一年后的1524年死在牢里。也为中欧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接触，划上了句号。
在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了20门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并将之大量仿制。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明朝水师甚至找到曾经在葡人船上帮工的华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将帆船战舰，因两侧众多木桨，命名为蜈蚣船。不过最后因为觉得太耗费木料而不再建造。
在与葡人开通贸易方面，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墨守成规，毫不作为。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官方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贸易追求，只有其民间力量以私人身份，先后转战福建和浙江沿海，逐渐与沿海的本土海盗商人们形成合作关系。但明朝中央朝廷又屡次以极端暴利手段，将他们赶出沿海。在对待贸易与涉外事务方面，明朝自身的落后与野蛮作风，也让今天的看客们觉得唏嘘不已。正是朝贡思维与海禁政策，让中央反对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而地方上又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纵容海商与海盗进行走私贸易。当明朝中央朝廷在嘉靖朝不断紧缩海禁政策，这些人又不得不与葡萄牙人合作，最后甚至发展到与日本浪人抱团，形成了祸害沿海地区几十年的倭寇风暴。明朝政府不但不能依靠贸易获得税收，反而需要耗费无数来弹压沿海的倭寇势力。今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海禁这种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历史潮流发展的开倒车终究无法永久性的维持下去。迫于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团的膨胀，明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寻求与葡萄牙人合作。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虽然在海外扩展时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色彩，却也是非常务实的经营者。无论在非洲还是印度，都不会放弃与当地势力的有效合作，达到双赢目的。于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终于利用包括向广州地方官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取得了澳门的留居权。西方近代在中国沿海的第一个长期据点，这才稳定下来。一直到1840年，英国取得香港之前，澳门都是中国沿海联通外面的世界的最重要渠道。
十四年后的1567年，明朝政府终于同意在今天的福建海澄开关，进行对外贸易，史称隆庆开海。通过这一渠道被吸纳进中国的大量白银，成为了大明王朝继续维持统治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资本。若泉下有知，当年为大明王朝亲手建立朝贡制度的人以及那些出于各种目的对此体系百般呵护的酷吏，不知会作何感想。
缴获装备
明朝嘉靖元年(1521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西洋火绳枪。1548年，又在缴捕侵扰我国沿海双屿的倭寇时，缴获了日本的火绳枪(铁炮)。明王朝的兵仗局，很重视仿制火绳枪，制成了鸟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