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作品的排名一向是很难的，因为鉴赏能力的差别和个人主观爱好的不同，往往很难对文学作品排出来一个服众的排名。

文学有奖，自古已然。作家获奖，名次虽分先后，高下立见，但孰优孰劣，未必就此定论，也是自古已然。文学评奖，很难做到公平公正，作家拿奖，未必能够孚洽众望，那就更是自古已然。故而世人皆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其实了了者，名单可开一大串;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竟然未获者，名单更是一大串。但是，诺奖所以闻名遐迩，其奖金之高，很让一些人眼红不已，因而垂涎三尺。

中国的元朝至正年间，曾经搞过一次文学奖，其实是一次诗歌大奖赛，其奖金堪与诺奖媲美。

那时，虽近元末，尚未天下大乱，东南沿海，物阜民丰，江南一带，富甲天下。即使后来张士诚割据吴中，自称诚王，政权相对稳定，统治也相对宽松。张虽贩私盐出身，却是一个文学老青年。热衷笔墨，雅爱词章，很喜欢扎在文人堆里，箕坐饮酒，唱和啸歌。他在苏州设弘文馆，开集贤馆，高楼雅座，延揽文士，管吃管喝，善待礼遇。故而苏、松、淮、扬地区的诗社活动，经此提倡，风起云涌，煞是景气。

张士诚还专程征聘元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他的咨议参军，主持文事。元之行省，就是行中书省，等于是中央派出单位;而参政，官至二品，在地方上是拥有相当权威的人物。饶介官大，远不如他文坛领袖的名声大。饶介(1300-1367)，江西临川人，字介之，自号醉樵。元末诗人，书法家，据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称，“释道衍曰：‘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陈惟演、惟允、杨孟载诸辈，皆与交。’衍亦与焉。”时人评他：“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褒其诗曰：“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誉其字曰：“飘逸畅朗，清丽流放，神追大令(王献之)。”张士诚入吴以后，饶介杜门不出，这就是文人的清高了。可这样一位知名度高，号召力大，追随者众，影响面广的文学大人物，贩私盐的张士诚肯定早有所闻，立马拎了两瓶好酒，封了一份厚礼，亲自登门，请他出山。

饶介谦虚：一介微士，是做不来什么事的。

与那个视文人为敌的朱元璋不同，张士诚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只要先生大驾光临，就令吴门蓬荜生辉了。

据说，他加入张士诚政权以后，“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在此期间，他周围聚集了如高启、王彝、杨基、张简、徐贲、张羽……后来在文学史上称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一大批诗人，因为声气相投，因为同道契合，饶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文学大奖赛。大江南北，报名响应，应征作品，纷至沓来，成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张士诚是个好热闹的人，最怕冷冷清清，饶介是个大气派的人，最怕抠抠吮吮，于是，政府出钱，咨议出面，官员染指，文人插手。诗这个东西，说到底，不过“神马浮云”，但钱这个东西，却不是水中之月，那些日子里的苏州城，成为诗的世界，也成为钱的世界。任何评奖的最后，都是和实际利益挂钩的。

连后来官修的《明史》，都记载了这次的元朝文学奖。“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现在已弄不清楚评奖当时的情况，有无猫腻，是否红包，但一等奖的奖金，与二等奖的奖金，其相差之悬殊，令人匪夷所思。元、明时的市制一斤，约合公制600克，虽同为一饼，各重三斤，为1800克。按照近日菜市口百货商店的黄金饰品柜台售价，黄金一克，价358元，白银一克，价8元。这就是说张简的一等奖，为人民币64.44万元;稍高于本届茅盾奖的50万元，稍逊于每年涨价的诺奖100万元。而高启的二等奖，则是笑话了，仅合人民币约14400元。64万比1万，要是放在当下网络环境里，不知该有多少网民奋起“拍砖”?

张简的《醉樵歌》，当然写得也是气势磅礴，但读得出来，这是一首为手不释杯的饶介量身定做的诗，或许是他得于高置榜首的原因吧?但中国人都知道，在明代文学史上，得二等奖的高启，才是大明王朝第一流诗人。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认为高启为明初最杰出的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高启为明初“吴诗派”的开山鼻祖。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更是高度评价高启：“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

因此，一过性的文学奖，其时效意义对文学本质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浪花泡沫，看似喧嚣，很快也就随风而逝。至于文学的优劣，至于作家的高低，只有时间，而且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