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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太子死后,被追谥为皇帝的,不乏其人。如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追谥生父景穆太子拓跋晃,为景穆皇帝;隋哀帝杨侗被拥立为皇帝后,追谥生父元德太子杨昭,为孝成皇帝;明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谥生父懿文太子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可以说,追谥曾经当过太子的父亲为皇帝,是后辈子孙称帝后,表现孝道的一种惯例。与他们相比,唐高宗李治以父亲身份,追谥儿子李弘为皇帝,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特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五月,唐高宗下诏,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丧葬“制度一准天子之礼”(见《旧唐书》)。在中国历史上,被父亲追谥为皇帝的太子,李弘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唐高宗以太子宏(弘)薨,而赠孝敬皇帝,则以父而追帝其子,不经之甚矣”,即批判唐高宗此举荒诞不经;蔡东藩在《唐史演义》中也称“所有丧葬制度,竟许用天子礼,谥为孝敬皇帝。太子死谥皇帝”,是“从古未有”之事。那么,唐高宗为何要置皇家礼制于不顾,破例追谥亡故不久的李弘为皇帝呢?
李弘(公元652—675年),字宣慈,唐高宗第五子,也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第一子。李弘的名字颇有寓意。据说,隋末唐初,道教中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预言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来拯救众生。唐高宗为其取名李弘,可见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因系武则天所生,唐高宗爱屋及乌,对李弘系非常宠爱。四岁时,李弘被封为代王;五岁时,唐高宗废掉原先的太子李忠,改立李弘为太子。为了培养李弘,唐高宗除了为其选聘名臣作为辅弼老师,还经常让他实习参政。譬如,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次年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正月,唐高宗“幸东都,留皇太子弘于京监国”;次年十月,又命“皇太子监国”。
李弘为人宽厚仁慈,“深为帝及天后钟爱”。被立为太子后,李弘“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有过之地”。对父母如此,对臣属如此,对普通士兵和百姓同样如此。监国期间,李弘关心将士,体恤民情,做出了很多宽仁爱民之举。当时,大唐正对高丽用兵,军中经常有士兵“逃亡限内不首及更有逃亡者”,因此会受到“身并处斩,家口没官”的严厉处罚。李弘知道后,引经据典,强调“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希望朝廷可以修订法律,以后再出现有士兵逃亡者,家中人不用再受连坐之罪,唐高宗“从之”;李弘“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唐高宗“许之”。一个“从之”,一个“许之”,不难看出唐高宗和武则天对李弘的欣赏。然而,李弘接下来做的一件事,却极大的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
原来,武则天将情敌萧淑妃残忍杀害后,仍不解恨。又把萧淑妃所生的义阳、宣城二位公主“幽于掖庭”,致使两位被幽禁的公主年龄很大了却没办法嫁人。李弘猛地见到这两位“以母得罪”的姐姐时,先是“惊恻”,继而动了怜悯之心,于是,“遽奏请令出降”,恳请唐高宗让她们出嫁,过上正常女人的生活。唐高宗对萧淑妃之死本就心存愧疚,而两位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只是迫于武则天的淫威,不敢造次。李弘的上奏,道出了唐高宗的心声,于是“许之”。武则天闻讯后,既是出于对萧淑妃怨恨的延续,也是为了防止这两位公主日后兴风作浪,便随便将她们许配给了两个普通侍卫。在武则天看来,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不站在自己这边,反倒帮助敌人,武则天从此对李弘产生隔阂甚至怨恨,李弘“由是失爱”。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二月,唐高宗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准备纳左金吾将军裴居道之女为太子妃。为此,唐高宗还下令为李弘新建一座宫殿。裴妃“甚有妇礼”,是个相当有妇德的贤淑女子,唐高宗满意地对侍臣说:“东宫内政,吾无忧矣。”意思是说,李弘有这么个贤内助,将来即位执政,就不用朕担心内宫了。七月,“太子新宫成,上(唐高宗)召五品以上诸亲宴太子宫,极欢而罢”。唐高宗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次畅饮后,身体便出现了故障。八月,唐高宗“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这一安排,表明唐高宗虑及自己身体不支,有禅让太子之意,而这恰恰是早已习惯“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的武则天所不愿意看到的。从此,武则天与李弘的私人恩怨,已经上升到涉及将来掌权的政治对立面了。
武则天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一步步提升自己,进而问鼎皇权,是武则天实现女皇梦的必由之路。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在武则天的鼓动下,唐高宗下诏“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内外称为“二圣”,武则天已经与唐高宗平起平坐了。这么多年夫妻下来,唐高宗对武则天是了解的,为了权位,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包括害死自己的亲生骨肉。作为当朝皇帝,唐高宗都无法遏制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强悍势头;自己百年之后,谁又能控制得了这位身居高位的女强人?知子莫如父,李弘万万不是武则天的对手。为了保护李弘,唐高宗甚至萌生了“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的念头,也就是想把权力交给武则天。但是,迫于群臣关于“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的劝谏,唐高宗才把皇帝继续当下去。
这件事过后不久,也就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李弘在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洛州合璧宫时,突然暴死于宫中绮云殿,年仅二十四岁。李弘之死,在唐朝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一桩疑案。李弘究竟怎么死的?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其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李弘患有严重的“痨瘵”,即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李弘处理国事积劳成疾,病情加重,属于自然死亡;其二,李弘虽然有“仁孝”的一面,同时也有“英果”的一面,不顾武则天之感受,上奏让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出嫁就是一个例子。当太子的时候如此,李弘将来一旦即位,武则天将很难驾驭这个柔中带刚且不太听话的儿子。李弘的存在,成为武则天实现女皇梦的绊脚石。为了能继续把持朝政,武则天伺机将其害死,李弘属于非正常死亡。
其实,关于李弘的死因,早在唐肃宗时代就开始有了死于非命的说法,《旧唐书·承天皇帝传》就称“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李弘)”。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在《本纪·第三》中这样写道:“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也用了春秋笔法,“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综合各种史料记载,以及对当时政局的分析,笔者认为,李弘确系死于非命。其一,李弘虽然身体有病,但他能没事一样的陪同唐高宗“幸合璧宫”,说明当时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决不至于暴薨。其二,唐高宗想把权力交给武则天的念头被否定后,只能“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也就是将来要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武则天因此生恨,对挡了自己掌权道路的亲儿子李弘更是怀恨在心,尽管李弘因患“痨瘵”,但为了早日操控权力,武则天还是动了杀机。
李弘是个好太子,监国期间的一系列仁举,使他赢得了芸芸众生的拥戴。难怪李弘遇害后,普天之下会“莫不痛之”。痛,既是对李弘二十四岁突然死亡的悲痛和惋惜,更是对武则天为了权位,对亲生儿子都不择手段的痛恨和谴责。其实,儿子死了,武则天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毕竟李弘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而且是死于自己之手。李弘死后,“天后心缠积悼,痛结深慈”(见《孝敬皇帝睿德记》)。这其中,既有武则天当众表演的成分,也有对儿子之死无限内疚的因素。李弘之死,作为父亲的唐高宗心里最明白,但没有证据,又苦于惧内,索性泪往心里流。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死于非命,唐高宗悲痛欲绝,大病了一场。不久,唐高宗下诏:“太子婴沈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宜申往命,谥为孝敬皇帝。”将李弘死因说成“因感结,疾日以加”,无不表现出了唐高宗的懦弱。
然而,再懦弱的男人也有刚强的一面,唐高宗也不例外。李弘生前没有当上皇帝,死后也要让他当上皇帝。以父亲身份把李弘“谥为孝敬皇帝”,既是唐高宗对没有保护好儿子的愧疚,更是对武则天心狠手辣的不满。此外,唐高宗还下令将李弘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并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以示哀悼。永淳三年(公元683年),唐高宗病逝,临终前教诲太子李哲(即唐中宗李显)“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鉴于李弘之死而对李哲个人安危的忧虑。唐中宗即位后,将李弘牌位祔太庙,号义宗,并追封太子妃裴氏为哀皇后。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姚崇与宋璟进言李弘不曾即位,不应该与先帝们同列太庙,于是,唐睿宗将其移到东都祭拜。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有司奏称“孝敬皇帝宜建庙东都,以谥名庙”,于是,罢义宗号,从此只用孝敬称之。因此,唐高宗追谥儿子为帝,中国历史仅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