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月2日,远藤三郎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东置赐郡,6岁进入小松町立普通高等小学读书,14岁时进入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学习,由此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于翌年12月进入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同时兼任海军军令部参谋。1926年到1929年的3年里,他被委派到法国留学,先后在梅斯防空学校和法国陆军大学学习。1929年底,他从法国回到日本,继续在参谋本部作战课任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对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战事期间远藤三郎接到指令负责拟定了“上海七了口(这个地名在中国普遍称“七丫口”,可能是远藤三郎本人笔误——作者注)登陆作战计划”。1932年8月,他离开参谋本部作战课转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1933年3月初,日军进攻热河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所组织的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远藤三郎亲历了该协定的签字过程。1934年7月,他被调离驻扎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回国担任日本陆军大学军事教官,在日本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前一年即1936年7月,他又转任野战重炮兵第5联队长。 上阵突袭蒋介石黄山官邸,坚持“重庆轰炸无用论” 1941年8月30日,重庆迎来了炎夏里普通的一天。而这天,因为远藤三郎的一次突击轰炸,二战的历史差点改写。 这天下午,蒋介石正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军事会议,来自各个战区的将领和高级参谋都汇聚于此。时任第3飞行团长的远藤三郎已在早些时候获得这一重要情报,他还通过从重庆撤回的意大利领事处了解到云岫楼的具体位置,甚至连该栋别墅的屋顶瓦的颜色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为了将此别墅炸毁,我们是斟酌着蒋介石本人在场的时候发起了进攻”。 远藤三郎决定由飞行第60战队执行突袭任务,他亲自搭乘别府中队长的飞机于上午11点从汉口出发。下午3点,云岫楼里的军事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着,27架日军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重庆上空,向云岫楼发起猛烈攻击,密密麻麻的炸弹顷刻间倾泻而下,在黄山官邸四周炸开。其中1枚炸弹恰巧落在了云岫楼西面的防空洞入口附近,守卫在这里的2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另有4名卫兵负伤。警报声尖锐地响起,云岫楼中与会的将领和参谋慌忙躲进了防空洞。幸运的是,云岫楼附近没有被炸弹二次击中。
献身护宪运动,反对军备国防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8天,即1945年8月23日,远藤三郎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日本国内各大著名报纸上同时发表。文章鲜明地指出,“日本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以就没有军备了,但这绝不是值得悲痛的事情,相反,倒不如说这是日本的黎明,为了日本的将来,更为了世界的和平,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受到一部分军人和右翼分子激烈地逼问指责。但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军人集团与右翼势力正处于最低谷,盟军占领之下的日本终于还是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并于1946年11月正式公布。 然而,朝鲜半岛在1950年爆发战乱,日本政府无视并歪曲和平宪法,开始重整军备,再次走上“军备国防”的道路。这促使远藤三郎积极投入到护宪运动中,他坚信“军备式国防是错误的,军备应当完全废除……日本在世界上争做率先完全废除军备的领头者才是日本的黎明”。 远藤三郎在护宪运动中的不遗余力与兢兢业业得到了日本国内众多和平主义人士的赞赏,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给《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作序时说:“……远藤三郎君所致力的和平运动是基于持续40年之久的军人生活和实战体验,附有作为军事专家的科学的判断,贯穿了反对军备国防之理论,……远藤三郎君的这本书的论述会将彼等的糊涂言论打破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这几句话充分显示出远藤三郎在护宪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开启中日友好运动,与毛泽东互赠礼物 远藤三郎深知,能否废止“军备国防”并维护和平宪法不仅取决于日本自身,还大大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他开始积极地寻求机会与新中国政要接触和沟通。 1955年8月,作为中国代表之一的刘宁一赴日本广岛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寄住在东京品川区的王子酒店,远藤三郎与护宪联盟的风见章等几个人于会议结束后一同去拜访他。交谈中,远藤三郎十分坦诚地对刘宁一说:“尽管台湾问题是贵国的国内问题,但是如果发展成了武力冲突的话,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贵国又与苏联交好,这两个国家都是有核武器的,冲突会逐步升级到何种程度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想恳请你们双方务必停止争斗啊。”这些话出自一个侵华日军原高级将领之口,着实令刘宁一感到意外,遂当即回应远藤三郎说:“像今天这样有实质内容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回国以后就向我的上级报告,希望先生能来中国直接与我们交谈。”几个月之后,远藤三郎收到了来自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1955年秋,远藤三郎与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先生一同来到中国访问。 这次访问给远藤三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来中国之前,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中国对日本有没有复仇或是侵略的企图?”当他实地考察了新中国国民教育以及军队教育的情况后,这个疑问彻底解开了,“一国国民从孩童时代就彻底地接受‘国际友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必败’等内容的教育,像这样的国家会去侵略别的国家吗?” 远藤三郎还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政要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在会谈中对远藤三郎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直以来,从日本来的客人大多数是左翼人士,我们也想见一见右翼人士。尤其是像远藤三郎君这样的军人,我们也是想见一见的。”远藤三郎回忆,当他离开北京回国的时候,“廖承志先生在飞机场向我转达了周总理的口信——希望我尽快寻求机会组成一个军人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方面存有这样的一个期望”。 回国后,远藤三郎积极组建“原军人代表团”,并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率“原军人代表团”访问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访问中国期间,远藤三郎特意准备了一把家传的日本宝刀赠与毛主席,毛主席则以齐白石先生的一幅名画作为答礼,还附上一封亲笔书写的感谢信,信中写道:“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兹以齐白石画竹一帧为赠。” 1960年初,日本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群众运动——安保斗争,远藤三郎于此时再度接到来自中国方面的邀请。随后,他以个人名义带领友好人士德地末夫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他在战后第四次访问中国。访问的过程中,远藤三郎与德地末夫商量把那些志同道合的旧军人聚集起来,组织成立一个“中日友好原军人会”,两人回国后立即着手实施且订立了创立宣言: 亲身体验过战争之罪恶的我们这些原军人,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人类的尊严,因而我们否定战争。 我们立足于对过去的反省,遵守已经写明“放弃战争”“不保持作战能力”等内容的日本国宪法,为了真正地能为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需遵照成立本会的宗旨书以及会则行事,同志之间应相互协助阻止一切战争准备,努力消除战争原因,主动推动与近邻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友好关系。 周恩来评价:“远藤先生比我们还要‘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