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情缘阅读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严嵩两面三刀,能屈能伸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严嵩懂得运用各种关系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善于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间,他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花近四万两银子,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同时还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这些钱,虽都是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桥成尽管又有媚上之嫌,但总的说来还算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嘉靖十年,大学士桂萼推举严嵩改任吏部左侍郎。次年,他被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为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八月十日,是世宗三十岁寿辰,严嵩提至京师祝贺万寿节,住在礼部尚书夏言家里。严蒿见夏言正得世宗宠信,便求夏言助他留在皇帝身边任职,夏言照办,严嵩得以如以偿。
同年十二月,夏言入内阁,又奏请世宗,由严嵩接替自己礼部尚书职务。按正常程序,这职位应由礼部侍郎顾鼎臣接任,因夏言极力推荐严蒿,世宗就批准了夏言的奏折。世宗日以礼乐为事,内阁大臣多由礼部尚书升迁,六卿中吏部为重的局面,已变为礼部为重,在这种情况下夏言为严嵩进入内阁,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张璧去世,许赞病归,朝中无人。世宗也感严嵩专横,又想起夏言,召他回到了北京,同时又加严嵩少师头衔以示对他的安慰。夏言返朝之后,官复原,重任首辅,揭发严嵩党羽加以斥逐。对严嵩之子尚宝卿、严世蕃所犯罪行。“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夏言不忍心,于是宽容了他。但严嵩却不思悔改,反又联手与夏言有矛盾的世宗幸锦衣卫都督陆炳、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甘肃总兵咸宁侯仇鸾等,想加害于夏言。此时正逢陕西总督曾铣建议收复河套,夏言表示支持,严嵩诬告夏言专断,谎称自己不知此事,借以激怒世宗。
结果,夏言被削夺保、傅等官衔,于二十七年正月,以尚书致仕。严嵩任首辅。接着,严嵩又诬告曾铣交接近侍罪,按律当斩。曾铣冤死,夏言也于同年十月被杀。严嵩一方面排斥同僚,另一方面又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极力培植死党,以固自身权势。严嵩以儿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收了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的重要部门,严嵩让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虽然官职低微,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填发,当时严嵩有“文武二管家”之称。严嵩倚仗权势,作恶多端。在他掌握权力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自己贿赂的多寡。
因此,每天到严府行贿的人络绎不绝,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金得到了山东临清知州的官职。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从任礼部尚书以来,严嵩对诸宗室藩王请求抚恤、乞封、赏赐等,无不收取贿赂。进内阁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年老后,政事依儿子严世蕃处置,凡事都由严世蕃代笔。严世蕃完全按官标价,索取金钱。严嵩起家时原有家产仅薄田十余亩,而此时搜刮的资财,已跻身于全国十七家百万富豪之列。所以凡言官上疏弹劾严嵩,没有不说他贪赃枉法的。
然而世宗却一味纵容,严嵩肆无忌惮地搜刮以至于最后被抄家时,严嵩家产共计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古玩价值又数百万两,还有南昌、北京等地十余处房产。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其家财积聚甚众,可与皇帝比富。严嵩府第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之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剌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全自身官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御鞑靼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个人利益,认为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熜廷杖、贬谪。
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守才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无奈地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更有甚者,仇銮所率军队还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凶狠杀抢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意得地离去,仇銮才率军假装是在追击,杀几十个百姓的头来领功。世宗朱厚熜对情况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熜对于俺答军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欺骗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
可是当世宗朱厚熜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愤怒地大呼:“严嵩误我!”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虽然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显然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初年,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近海屡屡出现。当时明朝海防巩固,故尚未酿成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