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得弄明白一件事，即太平军扫北(这是太平军自己对北伐的专称，且只要是目标为北京的北伐都叫扫北)为什么会失败?是将领无能还是战略性错误?

定都南京并攻取镇江、扬州后太平军约有50个军(中一至左十，不算水军)，号称百万，但能战之士应该只有10万多一些，派遣的扫北军兵力达9个军，且番号都在5以前(武昌之前编成的老部队)，总兵力达2万，且这只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所率的前军和中军，原本还有朱锡锟、黄益芸、林绍璋所率的后队(林、李从扬州出发，在滁州以南回合从浦口出发的吉文元，而后队是从天京渡江北上的)因为迷路错走六合，被六合县令温绍原偷袭，仅朱锡锟带少数人在滁州或临淮关附近追上前队，黄益芸因大营火药库被焚烧死，林绍璋退回天京。

杨秀清在写给林凤祥的诰谕中提到后队时称“左军及右军错路官兵”，这表明后队至少还有两个军(左某军和右某军)，只有少数人加入扫北(朱锡锟打黑旗的“先锋营”，似乎只有几百人)是个意外。也就是说，扫北军已集中了太平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强且是精锐中之精锐，指挥官为3个丞相1个检点(当时太平天国一共也只有六个丞相，丞相之上就是东西南北翼王)，这样的阵仗差不多是太平军在定都天京情况下所能拿出的力量极限。

但这样的力量是不足以推翻清朝的：从广西到天京尽管太平军一路走过来，但除了大峒一仗歼灭清军四个总兵一个参将，是出色的歼灭战外，其它大小战役都是消耗战、击溃战，清军有生力量损耗有限，被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无法把握太平军行动方向，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即便如此，太平军1853年3月8日抵达南京城外，19日破城，从广西一路追来的向荣部清军31日即抵达南京城外孝陵卫下寨，仅仅晚了23天，比洪秀全入城更只迟了两天而已。“功莫大于勤王”，清军最担心的就是太平军北上直取北京，当太平军冲过三汊河，攻破滁州，又渡过淮河后，其行军方向已毫无悬念，清廷完全可以动员其尚未伤筋动骨的大半个中国兵力、财力，去专门对付这样一支孤军。

实战中扫北军的胜利基本上都是趁清军当面尚未集结，或自己突然转进而清方围堵体系未及调整之际，如趁江北大营和安徽袁甲三、周天爵部反应不及破滁州、过淮河，趁河南清军尚未完全集结攻破归德府，趁清军集结怀庆城下突然向西，在临洺关击破措手不及的山西军并攻破坚城平阳，趁清军注意力被吸引到山西-北京一线突然掉头向东，攻破只有几百驻防八旗和少数回勇的沧州，等等，一旦清军部署完毕则几乎无能为力，如在河南归德大胜后却攻不破汴梁，在怀庆面对以河内团练为主力的守军久攻不下，敌方援兵抵达后更陷入被动，在山西当胜保等部集结后就走不通北道不得不掉头向东，在杨柳青遇到以谢子澄为首、准备较充分的团练和雇勇就连败三阵，最终让僧格林沁得以从容集结起足以正面击破太平军的人马，等等。从战役战术看，林凤祥、李开芳除围攻怀庆太久和在杨柳青遇挫后不肯立即南撤，结果贻误时机被围歼外，并没有大的失误。

如果主帅换成石达开，在定都天京的情况下兵力不会有明显增加(题外话，定都天京是当时太平天国最稳妥的战略选择，本身无错，错误在于既定都天京又派兵扫北)，既然扫北的失败主要是战略性失败，而石达开无权更改太平军的扫北战略，他作为战役统帅未必可以比林凤祥、李开芳等做得更好，从他后来独当一面“远征”的轨迹看，在无后方、无增援情况下他也难以打开局面，且他远征的方向是远离清廷要害的西南，而扫北却要直捣清廷首都，腾挪余地更小。

当然，石达开用兵灵活，头脑敏锐，如果是他为主帅，杨柳青受挫后大约会立即知难而退，这样可以把扫北军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带回太平天国区域，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但他改变不了力量对比，完成不了扫北的终极任务——消灭清朝。甚至退一万步，即便石达开侥幸攻破北京城，同样无法推翻清朝，更无法在北京长久立足，清廷不过较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更早几年受那一番惊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