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李广性格中的显着特点即为憨直而不善逢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非常透彻。而正因为如此，文帝、景帝、武帝三代帝王，在对待冯唐、李广的态度上，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雅量，能听得进逆耳之言的汉文帝比较欣赏冯唐、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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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一次汉文帝与冯唐等人闲聊，因为匈奴入侵而大伤脑筋的汉文帝感慨地说，若能得到廉颇、李牧，自己就不必发愁了，“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此时，冯唐竞当众毫不客气地批评道：“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话当然令汉文帝极为不悦，“上怒，起入禁中”。由此小事即可看出，冯唐的耿直、不善逢迎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不过，汉文帝毕竟有雅量，不但没有处罚冯唐，反而又找冯唐谈心： “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他还耐心地让冯唐道出说这番话的缘由。

于是，冯唐先道歉说“鄙人不知避讳”，之后才说出了缘故，原来之前被罢免的云中太守魏尚本是能抗击匈奴的将才，只因报功时多报了6个首级，竟遭撤职。冯唐认为对于边防重将，要放手任用，赏罚分明。魏尚带兵得法，匈奴不敢侵犯。如今仅仅因为一点小过错便重罚，即便得到名将，又如何能用好呢?于是，汉文帝“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由此，他对冯唐也开始重用。

对于李广，尽管他为人憨直， “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属于只知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的实在人，但汉文帝同样十分欣赏他。李广经常率部与匈奴力战，也常随汉文帝射猎，汉文帝对李广的勇力过人深为叹赏，曾亲口对李广说：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以汉文帝识人用人的眼光，李广的军事才干应该是十分出众的，即使不是帅才，也绝对是一个出色的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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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汉景帝当政的时候，冯唐的境遇却发生了变化。当时，汉景帝命冯唐去担任楚国的丞相，但不久就被罢了官，具体原因史料中没有记载。以汉景帝用人欠雅量来看，估计说话直来直去、不善逢迎的冯唐不会得到他的喜欢，被罢官也是必然。而李广虽未被罢官，但也因憨直、不懂政治而遭到了汉景帝的猜忌。七国之乱时，李广随周亚夫平叛，立下大功，并以夺得敌军军旗而威名大震。当时，梁王以将军印赐之，李广竟憨头憨脑地接受了，正是这件事犯了汉景帝的大忌。身为朝廷的大将，怎能受藩王的官印?因此战后论功行赏，有29人因平叛有功被封侯，而立下大功的李广却未加赏赐。李将军为自己的憨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失去了封侯的绝佳机会，也为今后的仕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汉武帝上台后，求贤若渴，向全国征求贤才，但这个时候，冯唐已经老了， “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这对冯唐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而汉武帝对李广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应该说既有看重李广的一面， “以为广名将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同时，也存在压制李广的一面。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卫青、霍去病等大举北伐，但却暗中告诫卫青，“李广数奇 (命运乖舛)，毋令当单子”。这种两面的态度，源于汉武帝用人的两面性，既渴求、重用人才，又不爱惜人才。

汉武帝在任用统兵大员方面，重用外戚是其既定政策。他优先考虑的，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圈里人，其次才轮到别的将军。只不过类似卫青、霍去病这样的才干卓越的外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卫、霍死后，外戚李广利掌兵权，接连兵败，最后还投降了匈奴，这不能不说是汉武帝巨大的用人失败。李广既不是外戚，又不会逢迎取巧，行事也颇多令人诟病之处。他曾在打猎时被小吏阻拦，竟因此怀恨在心，后寻机将小吏杀害;也曾诱骗八百羌人投降后，将其全部杀害，加上战绩不能服众，自然无法被汉武帝青睐，遂成为战场上的蓝领角色，出苦力干脏活却不受重用，最终丧失了立功封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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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中，李广取得重大胜利的记载确实少之又少，而迷路失期或惨败的战例倒颇多，因此有人认为李广徒有名将虚名。但我们也要看到，李广一生中从军四十余年，跨文、景、武帝三个朝代，经历战阵七十余场，守边的跨度从渤海湾到甘肃的天水，历任边境八个郡的军事长官。没有过硬的军事才干和实实在在的军功，不会逢迎的李广是不会令三代帝王都委以守边重任的，也不可能令匈奴望风躲避，并称之为“飞将军”。因此，李广虽然有种种缺陷，算不上帅才，却也绝对是出色的将才。

由此可见，李广难封只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不够罢了。很有可能他的许多功绩确是吹嘘出来的。至于冯唐，只能说他是一个悲剧，一个不逢时的悲剧。只能徒叹一声：廉颇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