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臣，在谏官、御史任上成名者很多，如包拯、赵抃、唐介等等。他们均以向皇帝仗义执言、对大臣大胆弹劾，而获得朝廷内外的广泛好评，士大夫送给他们一个个亲切的称呼，比如称包拯为阎罗包老，赵抃为铁面御史，唐介为真御史。那么，这些小小的监察官员，面对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皇帝和大臣，为什么能够理直气壮而又毫无惧色呢？从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一案中，可以一窥端倪。
　　
　　皇佑三年（1051年），宋仁宗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皇帝为外戚聚然加官如此之重，这在宋朝是颇为罕见的，一时间士大夫议论纷纷。
　　
　　据《宋史唐介传》记载，在宋仁宗召集的朝会之上，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唐介便与谏官包拯、吴奎一起，上章请求宋仁宗收回成命，罢去张尧佐的四使职务。同时，要求御史中丞王举正启动庭论程序，在朝堂上对此事进行公开辩论。结果，张尧佐被免去了宣徽使、景灵使，只留下其他二使职务。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不久，宋仁宗又给张尧佐加官宣徽使兼河阳知府。听到这个消息后，唐介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同僚吴奎说，这不过是借河阳知府之名、加张尧佐宣徽使之实而已，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但吴奎却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不表态。唐介只好孤军作战，独自向宋仁宗抗言不可。宋仁宗辩解说，百官任命，均出自中书省，即宰相的决定，希望淡化自己在任命张尧佐问题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