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衷，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残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

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轹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