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蜀汉为何不置史官

历代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中，向者不乏有“蜀汉不置史官”之说，论者盖源于陈寿的《三国志.蜀后主评传》中的一段评语：“…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寿据此以批评诸葛亮虽长于政务，但在著史事上还是做得不周到。

于是刘知几就跳出来反驳陈寿了，他在《史通.曲笔》里举了陈志中“史官言景星见”的例子，还有诸如“黄气见于种归，群鸟堕于江水;益州言无宰相气”等文字记载，煌煌然反驳陈寿之评不确，并认为寿之所以这么说，“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平心而论，刘知几考据功夫那是一等一的，后世反驳寿之论者多采用其论述。但是其轻率下的结论，又有点想当然耳。

且刘知几引述陈寿评语又与今日我们所见有别。他在《史通.曲笔》是这么说的，“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哲不知刘知几当时所见《国志?刘后主传》和我们现今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否不同，待有识之士考据。以现有材料看，哲推断刘知几存在误读的可能，他引述的不是陈寿原话，是经他自己加工的语言。陈寿并没有明确说过“蜀无史职”的话，而刘知几却在《史通.曲笔》里活生生把它给“坐实”了。后世之人又将刘知几“先入为主的判词”奉为了真理，皆以为“蜀汉不置史官”是出自陈寿之意，故又跟着刘郎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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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哲以为，陈寿轻率评刘后主之言;刘知几误读评语，且讥讽陈寿有报私之怨、曲笔之心;后人复以刘知几“坐实”陈寿之言，据此而传习“蜀汉不置史官”之说;三者连环错，皆误也。

遍搜典籍，言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之说，在三国同时代的记载中几无。虽北史中有“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北史卷四十，列传第二十八)，然此论属后出，也无非是以讹传讹。始作俑者，唯寿也。

然寿之评刘后主之论，失之确凿，后人即有非议。针对陈寿评后主“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婓松之则认为，“赦不妄下”，诚为可称，至於“年名不易”，犹所未达。案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未闻前史以为美谈。意思是说，“赦不妄下”论有所据;然“年名不易”未闻历史上有据此以为美谈的。且认为寿之评是自相抵牾，他提出后主的“建武、建安之号，皆久而不改”，延熙之号，更是超过了二十多年未改。为何又有“兹制渐亏”之论呢，可谓是同一件事情得出了相反的两个评论。

就寿评刘后主“继位则改元，有违古义”之说，哲以为也有评论过于绝伐之惑。考古之帝皇继位事，当年改元者也不乏其人。如北宋末年，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建康，借口以慰民望，即以靖康二年五月为建康元年。其他诸如唐玄宗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于是年十二月就改元为“开元”也记载在史，未闻后人对此有何异说。且国家在非常时期，行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刘备死，托孤于诸葛亮。以亮务实之作风，为安民心，定国家根本，绝”管叔”之流言，避周公之嫌，于当年改元，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奈何寿“以古而非今”，以此责备诸葛亮考虑欠周呢。哲以为，“犹有未周焉者，非亮也，实寿耳”。

再者，言及寿评“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之句。哲观之，寿此论又有自相抵牾、以偏概全之惑。

首先，要确定这个“灾异靡书”中的“靡”字为和解?世所论者，多理解为“灾异靡书”是说灾异、瑞应都不记载于书，哲以为不确也。靡，在说文里，解释的也较为潦草。说文是这么解释的，“靡，披靡也。从非麻聲。”哲以为“靡”字应作“多”解。奢靡;靡货(奢侈品);靡靡(华丽而堂皇);靡丽(奢华，美盛)均有多且浪费之义。故，刘知几考据出蜀国灾异祥瑞不绝于书也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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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也很符合古人的文字习惯，前句应是说记言记事类的记载多有遗漏，后句是说灾异类的记载却充斥书籍。也等于强调了前面所说的“注记无官”的说法。在这里，陈寿也顺带表明了史官的责任，那就是既有记录“行事”，也有记录“灾异”的责任。东汉时，天官(历官)、史官分野亦已趋向于定型，而直至南北朝之前，“史官”之称都是指历官，而以“著作郎”称撰史之官。

观三国各种史料，蜀国记载类主要在于刘备起兵至称帝的事迹多有遗漏，而其后记载却并不比魏、吴两国缺乏。应是刘备前期颠沛流离，资料多无记载，直至称帝后才设置史官，故此蜀汉后期资料还是算完备的。由是观之，陈寿所言“国不置史”非所谓世人理解的“蜀汉不置史官”，而是抱怨蜀汉没有修史。非这么理解就不能解开陈寿的自我抵牾之处。

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设观天文的历官，因为这与农时、天象、礼仪密切相关;而不设记录史官，那是所谓“正朔”的意识形态之争，对他而言，实在无关宏旨，经理王业才是当务之急，不暇及此。在诸葛亮看来，蜀汉是自认承继汉统之国，而当时的国家“汉”正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哪个王朝会在国家尚处于大分裂状态时去修史。这个时候如修蜀汉书充其量也就地方志而已，徒然沦为笑柄。

可笑某些砖家学者居然连这些封建常识都不懂，还以此做文章大放厥词。说什么蜀汉不修史是为了压制言论，说什么蜀汉不修史是刘备、诸葛亮担心自己的言行被记录在籍，更有甚者将「国不置史」作为诸葛亮的七宗罪来看待。这帮吃饱了撑的家伙嘴巴里放的厥词比屁还臭，只可怜见天下父母养大个孩子不容易，拜托这些个砖家教兽们不要再误人子弟了啊。

始作俑者，唯寿也。从我们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刘后主并非是昏庸之君，也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就任蜀汉皇帝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君主。其中，诸葛亮辅佐刘禅11年，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还在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在那个群雄割据的动乱时代，能执政这么久，刘禅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哲以为刘禅有容人之量、头脑清楚且能知人善任，陈寿在《三国志.蜀后主评传》所评三论皆误也。裴松之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此论近乎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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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者，生于巴蜀，而迁于魏都;在蜀曾任“东观秘书郎”，在晋则为“佐著作郎”、“著作郎”;曾和诸葛亮同事数年，且离蜀汉亡国未久，按理蜀国风物在其私撰《三国志》中，应该资料详尽、厚实有余。然蜀书仅薄薄一卷，记传人物多有遗漏，却被其推诿为蜀汉“国不置书”，致使其收集资料困难。然哲观蜀汉志中，蜀汉国后期重要将领的廖化，志上仅寥寥数语带过，若为前期人事，还可以推诿记录遗失，而后期廖化与寿同朝为官，寿焉能不清，传记如此，委实可恨!

时人有讥讽陈寿大段抄袭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致使寿之《三国志》中魏、吴纪传多翔实，而蜀汉文字多遗脱，想不是空穴来风，大概因为蜀国无书可抄。由此观之，陈寿史才也局限矣，史论也多有不当之处。但寿以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来掩饰自己修史的不足，拟或是突显其书《三国志》的优秀，这种“欲藏还露”的表现手腕，确实高明奥妙。只是委屈了刘后主、诸葛丞相，用刘知几的话来说，确实是厚诬了诸葛亮，且连累了后世学者皆误以为蜀汉不曾置史官，皆陈寿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