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李滨声先生当年也曾发表过一幅漫画《除四害消灭麻雀》，描绘的是站在房顶上赶麻雀的常见情景。当年公社社员大会是这样对群众做动员的——“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党中央交给咱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都上阵，做到人人手里有弹弓，不会使弹弓的就敲铜锣，没有铜锣的就敲脸盆，没有脸盆的你就扯脖子喊，喊，人人都会，是不？干啥啊？你说干啥？就为了吓唬麻雀那狗东西！大家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落地，落树枝上、房檐上也不行，累死那些个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摘自《旧事》第7期）
麻雀与人类和谐相处了数万年。 它形不惊人、貌不压人、声不迷人，在乡村和城市皆能看到它的踪影，“叽叽喳喳”在人的居处上筑巢垒窝，人们又称它“家雀”。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自己其中一篇随笔中曾写到过麻雀。文中的麻雀为了自己的子女，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与比自己高大几倍的猎狗怒目相对，无论猎狗的恐吓与怒斥，都不退缩。瞬间，一个高大无私的母爱形象在人们心中就栩栩如生。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弱小生灵，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70多年前，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由于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农村，使农村成了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和后方。中国人民在广阔的地域上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因地制宜、随时寻机、因敌而异，运用了“地道战”、“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等20余种游击战术。人们从麻雀的机警灵敏发明了“麻雀战”，寻找战机“啄食”敌人。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游击战的烽火遍地燃烧，打得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防不胜防。
50年前的1958年，中国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人雀大战。小小麻雀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指挥了这场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1958年3至5月间，毛泽东在成都、武汉、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他说：“办法是，下定决心，统一行动，分片包干，封闭粮食，撒下天罗地网，连续打歼灭战。” 麻雀被列入“四害”。兴师动众，全民动手消灭麻雀，必欲赶尽杀绝，亡其类、灭其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紧接着，舆论先行，《人民日报》发表一诗:“四月十九，鸡叫起床，英雄人民，摩拳擦掌。城乡内外，战旗飘扬，惊天动地，锣鼓敲响。数百万人，大战一场。成群麻雀，累断翅膀。漫天遍野，天罗地网。树桠屋角，不准躲藏。昼夜不休，张弓放枪，麻雀绝种，万石归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也写得一首《咒麻雀》，发表在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上:“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之弟），于1957年1月18日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并批评了那些反对消灭麻雀的人是“自然界的顺民”与“均衡论”者。中科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他敲打脸盆驱赶麻雀的新闻照片成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剪影。
于是乎，一场前无古人，轰轰烈烈的人雀大战开始了。人们使用了各种武器，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锣鼓、喇叭筒、洗脸盆、气枪、假人、草人，不分老人孩子，不论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都投入战斗。一时间，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捷报频传:
1958年4月19日，首都北京300万人民总动员。那天，“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 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 *** ”，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经过一天的“战斗”，战果“极为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据报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惫不堪的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见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上海，12月13日凌晨，“战役”开始，全市10万面彩旗迎风飘扬，楼房顶、弄堂内、马路中、空地上，还有郊县的田野上，到处是人民群众“警惕的眼睛”，呐喊声此起彼伏（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上海人打麻雀还是把好手）。市区的公园、墓地、苗圃等处，设有150处“火枪区”。一些市民还接受了使用火枪的专门训练，数百名“火枪手”严阵以待。市郊各县为打麻雀抽调了一半的劳动力组织起“灭雀”大军，披挂上阵。经过一天的“人雀大战”，到晚8时，全市共消灭麻雀194432只（见1958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
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胜利了，但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为麻雀平反：“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今年是麻雀劫难五十年祭，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今天，更好反思和总结教训，加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