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

我是**市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年*月，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人民法庭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并担任负责人主持法庭工作。****年**月，被任命为****庭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年**月，我晋职为副*级干部，并被任命为****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工作至今。

本想写一份格式大同小异几乎换换名字就可成文的述职报告，但想了又想，ZUI终没有这样做。开诚布公、肝胆相照一直是组织对干部的态度，自己想什么，为何不能向组织坦诚呢?在述职报告上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说他不是一名合格的干部，至少说他不是一名诚实的干部。去年春节后，我曾因患病住院，出院后豁达开来，古语说知耻而后勇，我觉得舍生方能无惧，人生在世，当说则说，能讲则讲，只要不违背党性原则，有什么不能表白心迹的?倘若有一日，不幸作古和不朽了，那对谁说去?阎王老子可没耐性听你絮叨，况且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

自己晋职成为副*级干部，凝聚着组织多年培养的汗水，饱含着组织多少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受到肩上承载的责任与使命的艰巨，也决心在履职中奉公守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好自己的审判工作，坚持党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忠实履行法官职责，做一名合格的副*级干部。

晋职成为一名副*级干部，在倍感责任重大和欣慰激动之余，我还另有一番感触和感悟。

若干年前，我承办了一件案件。一位领导向我提及：原告是他亲戚，在与人经济往来时，其中有几笔交易供货后没让对方出具收条，如果对方赖账，可能就麻烦了，让我帮留意一下，务必核实清楚。原告是位老者，由于对这几笔交易缺乏有效的单据，处境确实令人同情。难怪一位合议庭成员不等法庭调查结束，便义愤填膺、急不可待的说道：不用审了，被告已经承认了。我愕然：我明明听到的是被告否认收货的陈述，莫非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再度询问被告后，仍是口口声声的不存在这笔交易、根本没收过货的陈述，丝毫看不出他有曾经承认过收到货的迹象。为了不使老实巴交的老人受坑，加之又是领导过问的案件，我一遍又一遍地向被告询问做思想工作，但ZUI终都是矢口否认。只好向那位领导言明情况，同时又向原告释明，让他提供具体收货的时间、地点、在场人或其他间接证据等线索，以便依线索核实清楚，无奈，由于时日过久，已无任何头绪和线索能够找到突破点，从而ZUI终使事实真相水落石出。在对原告心生怜悯却又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我把所有办理案件情况丁点不漏地向那位领导做了说明，电话中那位领导对我的难处深表理解地说道：没关系，该什么判就怎么判。ZUI后，我抱着对原告无尽的同情和无法追求客观事实真相支持其主张的遗憾，驳回了他在这几笔交易上的诉讼请求。

事隔不久，这位领导工作调动，成了能影响我晋职次序先后和时间早晚的关键性人物.......

事后，我仔细想想，终于明白过来：其实当时我的耳朵并没有听差，而是没有别人的耳朵聪明。我与这位合议庭成员平时也算是私交甚好，但自从这事之后，彼此之间有了无法交流和难以逾越的距离。

不管你在工作后参加了多高层次和学历的法律培训和深造，如果形成不了证据意识和权利本位观念，那么，就如一条草蛇扎进水中变成乌龟，不过是换换马甲而已。

审判，如果让法律走开，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

如果出卖法律可能获得部门或个人利益上的丰厚回报，但会面临危及身家和名利的风险时，我宁可选择放弃。

如果纯粹基于一种单纯而善良的同情心，而要我置证据于不顾，歪曲法律事实，偏袒一方当事人，那么我宁可终生怀负疚恨，而选择冰冷而理智的裁决。

如果能把述职述廉报告写得天花乱坠，但在遭逢具体的个案审理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泯灭良知地践踏当事人诉权硬逼被告认帐的话，我宁可选择不写。

如果为了一己的为官荣耀，可以让我抛弃法律院校培养和审判实践多年形成“宪法和法律利益至上”的法律修养和积习，我宁可选择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