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官方史书中，李世民运用美人计把昏聩无能的李渊给套住，然后逼迫他起兵伐隋，真相是这样吗？或许这是一个被虚构的故事，据剑桥中国史记载，李渊起兵实有内情。 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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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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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意指遭受囚禁)，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很显然，此时李渊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于是马上叮嘱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们三兄弟必须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由此可见，李渊之所以迟迟不动手，是因为条件尚未成熟，而不是优柔寡断。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不能动手。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杨广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刘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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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那么西方的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也是公正的呢？虽然古代史官喜欢用春秋笔法进行历史记录，但是如果涉及到高祖之事，他们敢加以贬低吗？还是说，李世民真的做了幕后推手了呢？一切似乎都是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