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令人感喟的是在于它的不可逆转性，孙中山先生说，世界大潮浩浩汤汤，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历史大潮也是如此。但每每有各种时刻，我们会生出许多遐想，如崇祯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甲申之变。相信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指责崇祯皇帝是一位庸碌之主，那么如果崇祯皇帝选择了南迁会如何?南明还会不会迅速灭亡?大清的定鼎中原之路还会不会那么顺畅?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又会如何?会不会出现农民军、南明、大清三家逐鹿中原的历史画卷?
可惜的是，这只能停留在遐想上，不过有一点倒是史有凭据，即崇祯皇帝是有机会南迁的，哪么他为什么放弃了这个选择呢?
崇祯十七年的元旦，这是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年，这就是在这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僭越称王，建国大顺，国号永昌，并且在坐上了宝座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着北京城就杀来了。一路之上摧枯拉朽，只有极少数的城市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大多数城市如大水崩沙，农民军还没来就开城等着封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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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皇帝之路已经进入到后方紧吃的地步，闯军的脚板有多快，进攻的速度有多快，截止到三月一日，除了大同宣府这两座重镇之外，西北部国土已经全部陷落。
自从二月份开始，前线的败报不停地传入北京，崇祯皇帝就深刻的认识到，大明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于是从二月份开始，崇祯皇帝也比以往更加努力上班，他几乎每天都要召对，不光是朝会，私下也常常和大臣商量对策。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西北前线几乎是空的，前线没有任何一支能够抵挡李自成大军的军队，唯一有可能阻挡的军队还顶在宁远，那是大明东北方向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用，不然，两面夹攻，灭亡的更快。似乎为今之计只有一条了：南迁。
大明疆土几百州，干嘛非要死守北京城。哪么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吗?有，还真不少，根据《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周后看着皇帝因为流寇闹得太凶很着急就提醒道：我南方还有一个家。皇帝问这话啥意思?
皇后没说什么，但是夫妻两人应该都清楚，这话是提醒崇祯应当考虑南迁。但是周皇后这话毕竟说的隐晦，因为后宫不好插手朝廷的事。但是这事还是走漏了风声，天启皇帝的皇后，崇祯帝的寡嫂张皇后听说了这事，她就找到周皇后问了一句话：“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
这话的意思清晰明了，你们两口子要是跑了，祖宗的宗庙社稷啥都不管了?这在宋明理学盛行的年代里是个十分严重的大帽子，崇祯皇帝可担不起，若是直接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背弃祖宗，数典忘祖。于是这件事儿只好罢了。
而在崇祯十七年的正月初三，新近上任的左中允李明睿到德政殿觐见皇帝，为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在客套之后就切入了正题，并且要求皇帝让内侍都下去。
李明睿张嘴就是爆炸的话：皇上，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贼寇马上逼近京城，南迁吧?随后崇祯帝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但是李明睿的诚恳最终让崇祯帝同意了他的看法。不过崇祯最后说了这话：“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洩，洩则罪坐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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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崇祯看来实在重大，张皇后的大帽子扣得他实在没什么好办法。不过事情总得扳，君臣之间就迁都的各种大事开始讨论，甚至护送军队，资金、路线等问题都一一谋划好了。半个月之后，李明睿认为时机成熟，就在朝臣大集时上奏，希望皇帝能够撤离北京南迁。
这话刚一说完立刻引起了一片吵闹，大臣们尤其是言官们纷纷打了鸡血，内阁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带头反对，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还有言官激动的痛哭流涕，仿佛崇祯帝要是南迁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甚至出了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的言论。崇祯帝一看，这不行，反弹太大只好暂时作罢。
但是这事崇祯帝一直记在心里，到了二月下旬，眼看着李自成奔着大同就杀来，离北京成一巴掌就能扇到的距离了，崇祯帝再次坐不住了。在御前会议上，李明睿和李邦华再次提出南迁的提案。并且李邦华提出的建议更为折中：请皇帝守在北方，命太子前往南京监国。
群臣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又是光时亨蹦出来了，他指责二李居心叵测，国难当头之际怎能弃城而逃?说完开始砸大帽子，砸的群臣更没人之声。
崇祯帝虽然心里赞同李邦华的建议，但是背弃祖宗的大帽子砸下来却没法说话。怕是光时亨认为自己就是明朝的寇准了，但是崇祯可不是宋真宗，大明朝也没有大宋几十年在北线上锻造出来的铁血禁军，实在是搞错了码头。不过，骂完了人的光时亨感觉自己很气顺，他认为自己纠正了歪风邪气。
到了第二天，崇祯皇帝对南迁一事正式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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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腾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在发表讲话之前的夜里，恐怕崇祯帝想的比谁都明白，他知道，指着这群大臣说出来南迁的话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并且作为皇帝，他说了这话也一定会有一大票人站出来指责他，到那时他就是背弃祖宗贪生怕死的逃跑皇帝，就是丢弃大好河山的罪人。崇祯皇帝一生自视甚高，清高孤傲，是绝对不会愿意背负这个名声的，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悲哀。
而在朝臣来看，他们大多是北方的氏族，他们的身家性命田产土地，一切的一切全都在北方，若是有南渡之事，就得要寄人篱下了，而且就算是改朝换代了，他们也有办法保住手里的房子、条子、宅子和女子，他们只是换个主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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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整个朝堂的风气，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风气已十分败坏，他们乐于善于说一切大话，漂亮话，空话，并且喜欢给别人扣大帽子，不管是大臣还是皇帝都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道统，才是政治正确。然而在具体的事物上，他们虚伪，可耻，玩忽职守或者干脆是庸碌无为和坐以待毙，而碌碌无为的人更大的特点还喜欢给别人下绊子。这也是崇祯皇帝那句“文臣人人可杀”的来历。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崇祯帝没有南迁，并且以身殉国死在了北京城，而那些卫道士们则是大部分第一时间里就去拜贺新的主子李自成，比如恬不知耻的魏藻德，投降跑得比谁都快，不过他挨了李自成的鞭子，最后死得很惨;比如光时亨，他的腿脚也很麻利投降了李自成，不过最终他又跑到了南明弘光政权，弘光皇帝没放过他，把他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