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二字，在现代人看来往往与娼妓画上等号，但其实这种想法十分片面，青楼和娼妓在历史上远不止男女之间皮肉生意这般简单，相反其实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底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全国扫黄，不少人认为妓女是社会的蛀虫、有百害而无一利，当扫除之。殊不知，妓女乃至青楼，在历史上的作用远没有如此简单。

娼妓，原非今日所说的纯操皮肉生意的失足妇女。从唐高祖设置教坊以来，娼妓(女艺人)就隶属教坊管辖，教坊中的男女艺人必须登记在册，吃财政饭、接受各种艺术教育，完成各种筵席演出、应酬接客甚至陪侍就寝的任务。她们的身份受社会蔑视、一旦年华老去就无人问津衣食无着，而且往往战俘、罪犯家属、破产者都会被收入教坊为妓，人所嫌恶就可以理解了。摆脱妓者身份、嫁入大户人家当妾，成为几乎所有娼妓的梦想。

早先的这些地位低下的娼妓要想出人头地，必须于诗书文章上有所了解和钻研，唯有如此，在陪伴寒窗苦读、由士而官的宾客时才能不当花瓶、有来有往地聊天，进而产生吸引力挣小费或者擦出爱情火花什么的。

唐宋之时，官吏的一切社交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娼妓歌舞。各地官府均蓄有官妓，至少者数十，多者上千。大致这些官妓分拨值班，遇到官府各种迎来送往的活动宾主入席即选当值的娼妓作陪，至于名妓则非达官名士不见。娼妓们的工作场所即为青楼。

青楼最初的意味和娼妓一样也有所变化，并非指情色娱乐场所，而是对门阀大家的代称，语出魏晋时期。迄至六朝之际，青楼已有了妓馆的含义，到唐朝时则比较广泛地指代妓女所居了。

唐朝时，长安的青楼集中在平康坊，此地离唐朝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皇城仅有一街之隔，但唐朝政府并不禁止官员狎妓。迟至天宝年间，逛妓馆已成了士人之极大爱好。

北宋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东京已有夜市，燕馆歌楼中的娼妓繁华了城市的文艺生活。《东京梦华录》写娼盛如“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宋的妓院无论规模、数量、分布情况，较之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南宋临安的妓院伴随着江南的富庶，其规模数量更超东京。元朝由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但他们对教坊娼妓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大肆搜罗乐工艺妓充实教坊。《马可波罗游记》载：“新都城和旧都近郊公开卖淫为生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照例由皇家招待……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

明初建都南京，朝廷在京城内外开设妓院，委派专人管理。明朝中后期，伴随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暴富起来的商人们也需要狎妓消遣，民间青楼于是方兴未艾，万历年间已是“娼妓布满天下……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清初亦设教坊，但平定三藩之后，有鉴于明朝之荒淫，遂裁汰女乐官妓，至雍正时则全面禁止官妓，各省也无在籍妓女了。但等到乾隆时，清朝国运达于顶峰，皇帝连下江南，“夏雨荷”等妓女便在此间选入法眼，各地私娼又潜出为业。

咸丰以后国门洞开，太平天国运动除几个最高领导人之外严格禁欲，所经之处取占领区男女分性别各自收入队伍，即夫妻、父女、母子亦不能接触。士人商贾因此麋集于沪上，于是沪上娼妓业后发而居上，但传统农耕文化至此已被近代商业侵袭而凋敝，青楼再也不是原来的青楼了，谈笑和往来以官二代、富二代之白丁者居多，“惟知挥金，不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