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情缘阅读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如何正确评价马超的为人?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日有幸获友人相邀，前往汉中参访马超墓。马超墓位于汉中勉县的武侯镇，属于墓祠合一的祭祀场所。马超投奔刘备以后，官至骠骑将军，镇守阳平关，在蜀汉章武二年(222年)病逝于任上，蜀汉政府将其就地安葬于此，并在景耀三年(260年)追谥为“威侯”。

马超墓大门，笔者摄于汉中勉县武侯镇

《三国志·关羽传》：

“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一世之杰”是诸葛亮给马超的评语，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再加上前面的“兼资文武”，马超的形象几乎趋于完美。诸葛亮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蜀汉集团的官方态度，这和马超的民间形象是非常契合的。然而，在正史上的马超，除了其“信、布之勇”得到了公认以外，关于其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了两个极端。和蜀汉对马超评价截然相反的是曹魏阵营的杨阜，杨阜将马超视为“强而无义”的“背父叛君”一介莽夫。而基于这种看法，历史学家方诗铭先生，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老师亦对马超展开过“反思式”的评价，并将马超在历史上的失败也主要归咎为他的“强而无义”。

诸葛亮的评语被制成匾额，悬挂于马超墓词偏殿

仇鹿鸣老师曾经指出这种看待历史人物的视角，其实存在很大的“危险性”，罗志田在《民国史研究“倒放电影”倾向》一文里也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过反思。其实，在笔者看来，不管是将马超简单地看做“一世之杰”，还是过分强调马超的“强而无义”，都存在着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平面化的倾向。

所以，在如何看待马超这个问题上，笔者觉得已经处于新时代的我们，完全可以以更加自信和客观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马超这一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并由此获得新的认识。通过考查前人对马超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蜀汉极尽溢美之词褒扬马超为“一世之杰”，其实也成色不足;杨阜等人将马超贬低为“强而无义”的小人，也有泄愤等因素，属于一面之词。历史上的马超虽然行事鲁莽，有着种种不足，但马超依然可以说的上是一位“鲁莽英雄”。

一、马超的“一世之杰”，成色不足

(一)《三国演义》与马超形象

得益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力，马超在民间可以说是一位完美的英雄形象，他乃心汉室，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随父亲马腾征讨挟持汉献帝的李傕和郭汜;他骁勇无敌，为了替死于“汉贼”曹操之手的父亲马腾报仇，他起兵攻打曹操，在潼关几乎要了曹操的性命;他忠义无双，最后投效到志在兴复汉室的刘备麾下，成为“五虎上将”之一;他英年早逝，如前文所说，马超年仅47岁就病逝于汉中，成为喜欢这位“一世之杰”读者心中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毫无疑问，虽然马超在正史上饱受诟病，但仍有很多人视其为英雄

应该说，马超在《三国演义》中的种种传奇故事，和他在正史中的活动轨迹大致吻合。但是，为了塑造马超“一世之杰”完美英雄的形象，罗贯中又通过各种手段对马超形象来进行了强化。而这些手段中，最为紧要的两个手段，一是虚构了大量事实来进一步彰显马超的“勇武”，二是通过重新编排历史事件，来掩盖马超的“污点”。

《三国志·马超传》：

“杨阜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

马超的勇武，在历史上是得到了公认的，这一点就连马超的敌人也不得不加以承认。然而罗贯中觉得《三国志》中既有的历史事实还不过瘾，又在《三国演义》中增加了很多桥段，来进一步凸显马超的“勇武”，诸如许褚在渭河赤膊上阵斗马超，张飞在葭萌关挑灯夜战马超等等，这些情节大家都耳熟能详，本文在这里就不必再做展开。

笔者在这里重点想谈谈的是罗贯中重新编排历史事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直接“受益者”毫无疑问是马超，但却是通过马腾来实现的。

《后汉书·董卓传》

“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邵、中郎将杜禀合兵攻傕，连日不决。”

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超之父马腾有求于控制长安汉廷的李傕，李傕没有满足马腾的要求，马腾因而大怒兴兵进攻李傕。这件事本来是凉州人之间因为利益争夺而爆发的冲突，然而经由罗贯中的演绎，马腾目的变成了是想要解救汉献帝，所以起兵也就变成了“勤王”之举。这样一来，事件的性质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勤王”作战中，也是马超在小说中的首次登场，并且大展神威，一举斩杀敌将王方，生擒李蒙，有了一个精彩的亮相。

马超在加入刘备集团之前，就已经声名显赫

实际上，马腾的“忠于汉室”在罗贯中笔下是一脉相承的，作为这次“勤王”的先声，马腾参加过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作为“勤王”的后续，马腾主动前往许昌，是为了诛杀“汉贼”曹操。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子虚乌有的。

《资治通鉴》：

“初，董卓入关，说韩遂、司腾与共图山东，遂、腾率众诣长安。会卓死，李等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

实际上，我们通过《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腾不仅没有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反而是作为董卓的盟友，带兵前往长安，准备“共图山东”来对付关东联军。而董卓死后，马腾也成为了李傕郭汜的实际支持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马腾其实是在“为虎作伥”。所以，这里也可以再次反证马腾起兵攻打李傕，根本不是什么“勤王”之举。

至于马腾前往许昌的事，就更为关键。

《三国志·马超传》：

“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于是徵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

这段材料说的非常清楚，马腾之所以要前往许昌，完全是因为和韩遂爆发了冲突，需要借助曹操控制下的汉廷来增强自己的地位。而这段史实，到了罗贯中笔下，却变成了曹操为了消灭马腾势力，主动征召马腾去许昌，而马腾将计就计前往许昌，并与侍郎黄奎等人密谋诛杀曹操，后来因为事泄被杀。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先杀马腾，后有马超起兵;而在历史上，则是先有马超不顾实际已经成为人质的父亲和弟弟，起兵对抗曹操，曹操实际上是在马超兵败后的第二年才诛杀马腾一家。应该说，罗贯中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他对这段史实的处理极为巧妙，让我们读后都不得不佩服他高超的叙事技巧，不动声色地就让曹操“背了锅”。

马超这段不顾家人安危，鲁莽起兵的“污点”被罗贯中“洗白”以后，其形象自然就越发趋于完美，这就是马超民间形象的基本由来。但是，极力塑造马超“一世之杰”完美形象，这完全是罗贯中艺术创作的需要，和历史的真实存在很大的出入，当然是有相当的“水分”而显得“成色不足”。

马超镇守的阳平关就在马超墓不远处

然而，作为和马超同时代的诸葛亮，自然不可能对马超的“黑历史”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刘备集团大力褒扬马超并给予他崇高的地位，同样显得“成色不足”，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刘备集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自然是和刘备集团对待马超的态度有关。

(二)刘备集团对待马超的态度

刘备集团对待马超是什么态度呢?笔者觉得可以总结为一句，重视而不重用。这句话看似有些矛盾，然而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刘备集团对马超的多次使用当中。

《典略》：

“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笔者觉得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马超当时确实如后来刘备所说，是“势穷来投”，马超当时手下应该已经没有多少像样的军队了，所以还需要刘备“潜以兵资之”。第二则是虽然马超的军事力量已经并不强大了，但是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所以当马超一出现，“城中震怖”，成都的刘璋就大感恐慌，很快就献城投降了刘备。

正殿“信箸北土”的匾额，其实也显示了马超巨大的影响力

另外，马超的征西将军，并州牧虽然是自封的，但是他的偏将军和都亭侯却是实打实由汉廷授予的。而且，马超并不属于刘备集团的元从势力，相比起诸葛亮等人而言，和刘备其实多少有点“位同权均”的意思。所以在刘备自封汉中王，在《上汉帝表》中马超排名第一，在群臣名单中领衔出场，极大地增强了刘备“自封”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马超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备集团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刘备集团必须要重视且需要加以利用的。

况且，马超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如果说马超的出现迫降了刘璋，马超的身份地位加强了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那么马超在羌胡之中的影响力，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三国志·马超传》：

“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飏虓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

马超刚刚投奔刘备的时候，就被封为平西将军，位置直接在关羽之上。刘备称帝以后，更是迁为骠骑将军，还遥领凉州牧，加爵斄乡侯，位置在蜀汉排的上前三。在策书里，刘备更是对马超极尽褒扬之词，尤其提到了“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这些都显示了马超在羌胡和凉州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刘备集团进取这些地方具有的实际意义。后来诸葛亮北伐时，曾经还命令马岱戴孝并亲自祭奠马超墓，同样显示了诸葛亮对于马超巨大影响力的重视。

马超曾经自封征西将军，不知道为何这里没有使用刘备封授的“骠骑将军”

历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认为刘备因为马超曾经有“背父叛君”的黑历史，所以处处防备马超，甚至得出了马超被刘备软禁的结论。笔者对方老的这个结论，其实难以苟同。笔者觉得，马超固然存在“污点”，但是这和刘备集团没有“重用”马超，其实并无多大关系。而且，与其说刘备没有在军事上“重用”马超，不如说是因为马超存在多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刘备集团来讲，其价值远甚于他的“勇武”。

所以，择其重而弃其轻，只是刘备的一种“正常操作”而已，不必做过度的解读。换句话说，如果刘备真要软禁马超，则应该将马超置于成都严加看管，而不是让马超镇守阳平关这样的汉中西大门，毕竟这里距离羌氐都近。

当然，刘备集团对马超“一世之杰”的赞扬，也确实是出于利用马超声望的需要，肯定是只捡好的说，有意回避了马超的某些问题，因为也显得成色不足，并不十分客观。

但是，作为刘备集团敌对阵营的杨阜对于马超“强而无义”的评价，同样也是一面之词，难以让人信服。

二、马超的“强而无义”，亦属一面之词

《三国志·杨阜传》：

“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

方诗铭先生曾经把杨阜这段对马超的点评，作为他关于马超评价的基调，并由此得出了马超的一系列失败完全是由于其“强而无义”的结论，并把刘备不“重用”马超的原因也归结于此。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方老的结论，有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杨阜这番话的客观性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杨阜这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马超在潼关被曹操击败以后，又卷土重来攻陷了冀城。杨阜劝说他的从兄姜叙起兵对抗马超，为了增加其起兵的正当性，所以杨阜先站在道德制高点痛斥了一番马超，接着又为了坚定姜叙必胜的信心，所以又说马超“无义”必败。

杨阜当时视马超为寇仇，又包含着劝说姜叙起兵的具体目的，所以他对马超的评价只能说是激愤有余，而客观不足。其实杨阜其人，一直以来都是呈现出了较为偏激这样的特点。裴松之曾经评价杨阜“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这样的言行，并非忠臣的行为，只是单纯地发泄愤怒而已。

《袁子》：

“(杨阜)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也……今为人臣，见人主失道，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也。”

无独有偶，袁淮对杨阜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杨阜充其量只能算个“直士”。作为补充，他还举了陈群的例子，认为“(陈群)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在袁淮看来，陈群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而杨阜不过是泄愤而已。其实袁淮和裴松之对于杨阜的批评，都还算较为委婉。相比而言，毛宗岗就没有那客气了，他说的比较直接，“杨阜之为韦康报仇，义也;而其攻马超以助曹操，则非义……以超为贼，而不知操之为贼，故杨阜之义，君子无取焉。”

正殿的马超塑像，始塑于明代，两尊陪侍很有意思，一为马岱，另一竟然是庞德

由此可见，杨阜对于马超的这番评价，怎么看都只能算是一面之词，如果断章取义地把它用来概括马超的生平，实在有失公允。而把马超在军事上的各种失败也归咎为他的“强而无义”，则未免有种“倒放电影式”先入为主的视角了。毕竟陈寿也只是说马超“阻戎负勇”，更多地是表达了对马超鲁莽行事的惋惜，而没有从道德品质的角度来指责马超，更没有把马超的失败经历和个人品质上的不足联系到一起。方诗铭先生点评三国人物，常常探隐发微，洞见深远，读方先生的书令笔者受益匪浅，笔者对此很是佩服。但是，在关于马超的一些解读上，笔者却觉得方老略有过度之嫌。

在笔者看来，方老对于马超的这种看法，有一种对于历史人物传统形象的“反思式”评价意味在里面。这种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的治史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来的读史者学习的。但是，就如同本文开篇所说，用“倒放电影式”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人物，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平面化，进而“过度反思”，却存在着有失公允的危险。

马超墓祠是前祠后墓的格局

很显然，对于马超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单纯地赞美他是“一世之杰”，自然让人难以信服;而一昧地贬低他“强而无义”，则有不够客观的地方。

在笔者看来，马超虽然有着种种行事不周的地方，但是仍然不失为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鲁莽英雄”。

三、“鲁莽英雄”，马超形象再认识

关于马超的“无义”，源头就在于马超不顾其父马腾的安危，贸然起兵对抗曹操这件事情上。然而，马超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就是纯粹地“坑爹”吗?

《三国志·高柔传》：

“太祖欲遣钟繇等讨张鲁，柔谏以为今猥遣大兵，西有韩遂、马超，谓为已举，将相扇动作逆。宜先招集三辅，三辅苟平，汉中可传檄而定也。繇入关，遂、超等果反。”

高柔在这里劝谏曹操不应该先征讨汉中，曹操对此并未理睬。其实，高柔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摸到曹操真正的心思。曹操赤壁受挫之后，曾经再次准备南征并付诸行动，但是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又终止了南下的军事行动。这显然是考虑到南征的诸多实际困难，不得不作罢。因此曹操把目光投向了关中，着手准备解决盘桓在雍凉一带的马超等人的势力。

可以说，此时曹操已经下决心要“最后解决”马超等人。在这种情况下，马超不管怎么样“谨慎行事”，都是避免不了和曹操的军事冲突的。只不过曹操更加老谋深算，他知道主动出兵讨伐在表面上已经服从汉廷的马超等人，是“师出无名”的，所以他来了个“伐虢取虞”，公开说是要讨伐汉中的张鲁，其实就是意在逼反马超，让马超来承担“反叛”的罪名。曹操的这个做法和后来司马昭逼反诸葛诞的套路，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关于这一点，胡三省早就予以点破，“操舍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应该说，在起兵反曹在这个问题上，马超确实有“鲁莽”之嫌，但是更多的确实又属于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马超墓周长90米，冢高8米，规制远超附近的诸葛亮墓

其实关于这一点，清代史学家徐鼒已经有过一番透彻的论述了，“盖圣人大公无我之心，前后一揆。若执赵苞不孝之义，律以马超背父之条，则敝屣之弃，大舜可处海滨;杯羹之分，汉祖忍于置俎!英雄之事，非圣贤之心欤!”

笔者觉得，徐鼒在这里把汉灵帝时的赵苞和马超相提并论，其实颇为精彩。赵苞为了国家利益，只能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视曹操为“汉贼”，马超反曹则和赵苞对抗鲜卑有异曲同工之妙。忠与孝，在三国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确实更加难以两全。而忠与孝的矛盾，往往又成为圣贤和英雄的分界线，大舜为了尽孝，抛弃天下的责任;刘邦为了争天下，还要跟项羽“分一杯羹”。从这个角度讲，马超肯定不是圣贤，但是他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英雄，是一个有缺点的“鲁莽英雄”。

马超墓对面的神道碑，立于清代

结论

马超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和蜀汉集团对他“一世之杰”的评价较为契合，然而这个评价却“成色不足”，忽略了马超身上的某些缺点和问题。蜀汉集团着意夸赞马超，和对他的使用方式有直接的关系;而杨阜等人视马超为寇仇，对马超的评价也不可能客观，他们对马超“强而无义”的贬低，也只能算一面之词。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场，我们应该对杨阜这番评价出炉的背景加以辨别，更不应该将马超的“强而无义”直接作为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笔者觉得，马超在历史上固然不止一次行事鲁莽，也因此饱受诟病，但是又往往事出有因，对此我们应该公允地来进行看待。“一阜岿然起北风，青山埋骨是英雄。”马超虽然有着种种的缺点和不足，仍然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位英雄人物，他是一位“鲁莽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