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时，阎锡山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判断，日军下一步的行动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行牵制攻击，以主力向广灵进攻，企图切断我雁门关后路。

　　但这两种情况，他更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日军主攻方向在天镇、大同。他打算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置于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他设想：如敌以主力进攻广灵时，该处守兵应固守待援，以总预备队主力应援该方面之战斗……如敌主力进攻天镇，天镇守军拼死待援，大同附近之总预备队应向天镇挺进，浑源附近兵力偷渡桑干河向天镇右翼实行侧面攻击，以牵制敌人。俟其顿挫，由天镇两翼夹击之。

　　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河南地方部队刘茂恩的第15军开往山西，归阎锡山指挥。

　　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李服膺第61军在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西进，掩护聚乐堡、大同主阵地带。其任务是沿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由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和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聚而歼之。

　　负责打头炮的是李服膺。他的第61军首当其冲，正面迎敌，对整个防线举足轻重。一切的关键在于，李服膺能否尽最大限度顶住进攻天镇、阳高的日军，使主力部队从容布防。

　　李服膺是在匆忙撤退的过程中接到阎锡山令他防守天镇、阳高等地的命令的。第61军名义上是一个军，其实仅有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7个团。况且这点部队在平绥线上同日军已有所接触，虽未大打，但仍受到一定损失。

　　对于天镇、阳高等地的“国防工事”，第61军的官兵十分熟悉，因为这些工事是一年来他们自己动手修筑的——正因为比较熟悉，李服膺和他的部下才深知其中的利害。施工时，他们从太原只领到很少的材料，钢筋、洋灰不足计划准数的1/10，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锡山百般克扣。据说阎锡山用它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这种偷工减料做成的所谓国防工事能抵御日军的飞机大炮吗?况且此时还有不少工事未完工，难以使用。有人发牢骚：“做国防工事，不给工具材料，一味克扣工资津贴，这明明是拿上肉弹顶铁弹……”

　　不难设想，当李服膺接到阎锡山“坚守3天，拒敌西进”的命令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惊慌。但他信奉“咱不做阎先生不放心的事，不做对不起他的事”这一类的话。仓促中将独立200旅第400团部署在盘山制高点上，第101师的3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布防，第399团负责天镇城防，第401团驻守在天镇城外，第414团驻守天镇以西约30公里的阳高县城。这样，第61军构成了以盘山为主阵地、由4个团组成第一道防线，以及以天镇、阳高两城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军司令部驻于阳高县城内。

　　据亲历过天镇之战的第101师第213旅旅长杨维垣回忆：战前，李服膺曾亲莅一些部队讲话，号召官兵不怕牺牲，坚守阵地，军部还印发了《告全军官兵书》，部队可以说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9月5日，即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大批日军尾追而至。开始日军并未攻击最为重要的阵地盘山，而是集中火力攻击第101师第425团的李家山、罗家山阵地。团长李在溪注意到，日军这次进攻，并不用惯用的步炮协同的战术向他们冲击，而是先以步兵涌至阵地前，诱使他们进入阵地后，敌飞机即低空投弹扫射，然后继以猛烈炮火轰击。如此反复，整整延续了4昼夜。敌步兵根本没到他们团阵地直接冲锋，他的1?300余名的团队即伤亡官兵700多人，全团9个连长，阵亡3人，伤5人。

　　李在溪心中十分焦急，前后共给军长李服膺送去18份紧急战况报告。40多年后，李在溪回忆道，李服膺和他军部的全体人员，惊慌失措，整天忙于钻防空洞躲飞机，他的18份报告，被军参谋长刘金声装入裤袋内睡了大觉。第4天的傍晚，李军长和他通了电话，说：“你团的情况十分危急，应该给你增调兵力，但目前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无论如何你要尽力支撑，不能放弃阵地。”

　　然而，李在溪的直接上司、第101师213旅旅长杨维垣却回忆说：“此时，军长李服膺在阳高城内坐卧不安，率幕僚人员与直属骑兵连进驻天镇城西村庄，指挥作战……综计我101师伤亡官兵共达千余名。遗憾的是，我旅425团团长李在溪，自始对抗战抱悲观消极态度，在阵前竟越过师、旅长，多次径电军长请病假辞职。军长知他无病，复电责以大义，指示他勉为其难……该团程琮营被敌人突破一处，全团溃退下来。我严令该团立即反攻，虽未完全恢复原阵地，总算稳住阵脚，全线未受严重影响……”

　　可以肯定地说，最初的战斗是激烈的。3天过去了，第一线的部队虽歼敌不多，但伤亡十分惨重，工事悉数被毁。所幸的是主要阵地并未丢失。李服膺在阳高城他的指挥部里，总算舒了口气。然而，这时候，他又接到了阎锡山“续守3天，掩护大同会战”的电令。阎锡山的命令他自然不敢违抗，只好强打精神督促部队全力坚守，一完成任务马上撤退。

　　如果不出意外，再坚守3天估计问题不大。天镇是雁北地区的门户，此仗是日本进攻山西的第一仗，如果打好了，谁的脸上都感到光彩。

　　然而，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意外的情况就出在防守盘山的第400团身上。

　　盘山位于天镇东南约4公里的地方，是一座高峻险要的山峰，也是天镇的名胜。站在山顶，既可以俯瞰平绥铁路，又能屏障天镇全城。按说日军要占领天镇，必先攻下盘山。

　　第400团的团长叫李生润。几天来，别处都打得很激烈，本来应该首当其冲的盘山主阵地，却不见日军来攻。他有些暗暗得意。大约在9月8日的傍晚，李生润给第425团团长李在溪打电话，说：“团长(李生润曾当过李在溪的团副)，这几天你们阵地上很危险吧?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军长既无法抽调部队，我私自抽一个营支援你，如何?”李在溪说：“这怎么能行呢，抽调兵力要请上级决定，况且你那里是主阵地，关系重大，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你那里情况怎样?”“我是高枕而卧，阵地绝无问题。”李在溪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决不可轻敌。李生润满不在乎地说：“老团长，请放心，我随时注意着哩!”

　　就在这天夜里，大批日军乘夜色偷袭了盘山阵地。400团仓促应战，极为狼狈。守卫主阵地的营长高宝庸被炸死在石洞内。至拂晓时分，该团在付出500多人的性命后，将整个盘山丢失。

　　盘山一丢，形势急转直下。第101师的3个团慌忙后撤，此时这3个团的长官已经掌握不住部队，残兵本应退往天镇城继续阻敌，他们却绕开天镇，从南北两侧继续向西溃退。

　　这给了守卫天镇城的第399团一个歼敌的机会——尾追的日军误以为天镇是座空城，便高举太阳旗，列队进城。大约有近百个鬼子，被潜伏在城内各处的第399团击毙。团长张敬俊估计日军遭此意外打击，必将前来报复，他命令将被击毙日军的脑袋砍下来，高挂城头，激励士气，以壮军威。

　　果然，不一会儿，日军的飞机大炮便对天镇城实施了凌厉的攻击，步兵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第399团坚守一天一夜后，于9月10日退出天镇。

　　紧接着是阳高。自从盘山失守后，李服膺的指挥所就撤离了阳高。阳高的城墙年久失修，不少地方顺着墙根堆积的砖石即可徒步登城。第414团在军指挥部撤离后，仍坚守了1天多，团长白汝庸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巷战，团副曹静山、第3营营长都来宝和六七个连排长共200多人战死。白团长见大势已去，遂率部撤出。阳高陷落。

　　撤退的过程是异常混乱的，差不多等于逃跑。这时候李服膺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按照第二战区长官部的部署，第61军丢失第一线阵地后，应集结残部在阳高周围的第二线阵地再抵抗一阵，结果除原防守阳高的第414团外，其余的6个团皆溃退了。他们更没有按照阎锡山原定的方案向镇边堡转移，与集结在丰镇、大同、得胜口一带的傅作义部会合，而是沿大白登方向一直向南逃，直到过了桑干河好远才站住脚跟。

　　其实从第400团大意失盘山开始，祸根就种下了。

　　史料记载，当第61军在天镇、阳高与敌周旋之时，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曾建议阎锡山进行大同会战。然而，政治上十分老练的阎锡山军事上却优柔寡断，尽管大同会战最初为他提出，但这时候他退缩了。他的理由是：地形不利，援兵未到。仅仅几天之后，板垣第5师团主力由察南蔚县进攻广灵，直奔雁门关后路而来——大同会战便成了一句空谈。

　　9月13日，大同——这座矗立在御河侧畔的塞外古城，东条兵团未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太阳旗便飘扬在了城头。

　　第61军的溃退，大同的撤守，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晋北门户大开。

　　而且，9月11日，日军击溃驻守天镇的第399团占领天镇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数千名天镇百姓几乎无人幸免，其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南京中央社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天镇屠城是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首例大规模暴行。3个月后，又有了更为惨虐的南京大屠杀。

　　大同失陷和日军天镇屠城震动了南京统帅部和国内舆论。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那天，沮丧之际，他写了一首《弃雁绥工事》诗：

　　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

　　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

　　可见，他仍然对南口陷落耿耿于怀，为他撤守大同寻找依据。

　　很快，他就感受到了来自南京统帅部和全国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且比他设想的要严重得多。国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他，责骂他畏敌如虎——“似这等战区司令长官早该撤职查办，重重治罪，以肃军纪，以谢国人”。

　　蒋介石发来电报，斥责他“临阵慌乱，御敌不力”。

　　要求追查晋绥军失守土之责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寄往南京军委会和阎锡山的太和岭口行营。阎锡山惊慌了。他对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说：“娘那个熊!事情弄大了，可怎么收场?”

　　也许就在这个瞬间，他想到了第61军军长李服膺……

　　似乎命中注定，李服膺难逃此厄运。

　　连日阴沉的天气逐渐晴朗起来，太阳难得露出它固有的模样，和风徐徐吹来，满坡已显发黄的青草轻轻摇摆。在这样的时刻，站在第二战区行营的小院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雁门山的巍峨雄姿。身处9月的太和岭口，原本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这天下午，负责行营人员给养和伙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参谋庞小侠，突然听到司令长官对王玉林说：“你给我接南京蒋介石的电话，要快!”

　　王玉林是行营有线电大队大队长，负责通信联络。电话就在阎锡山的住房里间，王玉林扯着嗓子叫通南京的电话后，对各处的人员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

　　说完后，王玉林就退了出来，庞小侠等人也都退到门外。因为在外面，庞小侠对阎锡山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只清晰地听到了“军法从事”四个字。

　　因为这几天行营人员都在议论，第61军军长李服膺搞不好要倒霉。所以庞小侠首先想到，可能要对李服膺“军法从事”。他突然感到有些恐怖。

　　灭顶之灾正像一张黑色的大网，悄悄罩向了李服膺。

　　在滹沱河南岸，李服膺集结起他的残部，由广灵以西经应县向雁门关转进。途中，他接到了阎锡山召集各军军长开会的电报。他的部下里已经有人预感到可能要出事，舆论对晋绥军，尤其是对第61军责骂得非常凶。于是左右的人说：“军长，后方各地对天镇的实际战况不明了，难免以讹传讹，有所指责，目前平型关战局危机，全局很快将有变化，不如迟几天去较为妥当。”

　　但是，李服膺却表现得极为自信，他认为阎不会委屈他。于是，他骑上战马，带少数随从，毅然起身去太和岭口报到。

　　与此同时，军部派军械处长刘树勋去第400团扣捕团长李生润。第61军没能在天镇、阳高坚守更长一点时间，与李生润麻痹大意丢失盘山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追究责任，李生润首当其冲。

　　然而，李生润却幸运地逃掉了——先是被抓获，而后又被人放掉的。至于是谁放掉的，说法不一。李在溪回忆说，刘树勋将李生润捕获后，送交第213旅旅部，军参谋长刘金声念与李生润是老同事的情面，于李生润吃饭时故使眼色，李生润托词解手，越墙逃跑。贾宣宗回忆说，独立第200旅旅长刘潭馥(李的顶头上司)在气愤不平的情绪下，主使李当场逃走。杨维垣在回忆中引用傅作义的话说：“我当即指示你们副军长贾学明，马上先将李团长逮捕解送二战区军法总监部。谁知你们副军长太糊涂，太混蛋，也太窝囊，竟让李生润由军部偷偷换上便衣，化装逃往西安。”

　　总之，李生润是逃掉了。据说他到西安投奔了胡宗南，并改名李德庵。后来他在胡部当上了少将高参。

　　如果李生润不逃跑，李服膺的结局会改变吗?

　　李服膺23岁那年，被阎锡山派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最让阎锡山看重的一件事，也许是曾为阎从保定军官学校拉回了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十三太保”，他被唤作大哥。这些人后来成了阎锡山打天下的资本。20多年来，他一贯唯阎锡山之命是从，是晋军将领中的“五台派”，阎锡山的心腹。据说他还是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与何应钦也有拉扯，他还同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私交甚好——他同后两人的交往也许令阎锡山稍感不快。

　　也有人认为他长于外交，短于军事，经常奔走于太原，进行私人活动，很少驻在防地，对所部中级以下官佐大半不相识。在用人上，一贯抓牌子(陆大)、拉关系(同乡、旧部)，练兵时看表面，作战时重私情。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在阎锡山眼里，他是个信得过的亲信，这比什么都重要。

　　时隔多年之后，已无人能说清李服膺什么时间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刚一到达，阎锡山就命人把他扣了起来，押在张培梅的宪兵队。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庞小侠念及李与他父亲是老朋友，就到设在西梁的宪兵队看他。庞小侠说：“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就说吧。”

　　李服膺只是让他给找几本闲书看。他嘴上答应了，回到驻地，根本找不到，也就罢了。

　　那时李服膺仍然认为自己不会有事，会长扣起他来，是为了应付舆论。所以，在外人看来，他并不是很紧张。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阎锡山就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说阎锡山一上来就想处决李服膺，那也不是事实。据众多的当事者或知情人回忆，阎起初是想包庇李服膺的。日军在晋北长驱直入，与阎锡山决策上优柔寡断，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有极大的关系。在南京统帅部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下，为了应付国内舆论，搪塞国民党政府，更主要的是开脱自己的责任，阎锡山找一只替罪羊，势在难免。当然也不是说李服膺就没有责任，第400团大意失盘山，造成整个晋北防线的崩溃，他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据杨维垣的回忆——有一次，傅作义对他说：“原计划在大同地区集结各主力军，准备与敌人进行会战。先是令61军在天镇、阳高固守3天，迟滞敌人的西犯，掩护主力在大同地区之会战部署，旋又追加固守天镇、阳高任务3天，共计6天。结果，因为敌板垣师团过南口后，竟从察南向平型关进犯，直抄雁门后方，以致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分令各军进关，重新部署作战，显得很为忙乱。你们军虽然守天镇、阳高已超过时限，但阎长官认为还不够持久，对尔后战局影响不利，特别是放弃绥东与雁北广大国土，使国内舆论哗然……当你们军长被扣起来后，我不止一次地向阎长官进言，盘山永久工事的失守，影响天镇、阳高防守和尔后战局，主罪在团长李生润与其旅长刘潭馥身上。为了严明军纪，激励军心和应付国内舆论，可以杀团长，处分旅长。阎当时同意了我的建议……”

　　作为第二战区执法总监的张培梅此时在干什么呢?庞小侠说，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5个，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一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后，把庞小侠叫过去问道：“你们怎么准备的吃的东西?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张培梅的意思是给伤兵弄点菜。

　　那些日子，张培梅的脸色很难看，动不动就发火。

　　关于张培梅在李服膺这件事上，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培梅好杀。他得知李服膺部天镇溃退、雁北失守的消息后，立即提出应严肃军纪，按战时军法处决李服膺。他认为，面对凶残及装备现代化的日军，中国抗日军民唯有拼死血战，不怕牺牲，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对那些作战中动摇、退却、执行命令不坚决的军人应该处决，才能杀一儆百，提高部队的士气，否则只能动摇军心，造成人心涣散，于抗日大局极为不利，并且对全国其他战场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处决李服膺;二是起初张培梅主张处决李服膺，但当他得知天镇、阳高失守的全过程后，认为李服膺不是死罪。他向阎请求将李服膺交付他依法处理，阎就是不同意。

　　虽缺乏权威性的史料记载，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半个月之后，在太原省府大堂，阎锡山于深夜提审并下令处决李服膺时，最有资格坐在大堂之上的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却没有到场，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处决李服膺。这时他已从太和岭口回到了太原，内长城一线的作战已近尾声，忻口战役即将开始。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太原。一天，一颗炸弹落进绥署大院，炸死了少校副官席向南。日机飞走以后，人们都围过去，阎锡山也拄着拐杖出来看了看。他的脸色十分冷酷。

　　促使阎锡山尽快动手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李服膺的老同学、现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的唐生智来电，要求将李服膺押解至南京审理。如果将李服膺放走，那么，雁北的那些偷工减料的工事就会大白于天下。不如先斩后奏，灭口了事;二是蒋介石紧紧盯住不放。据说汤恩伯也在蒋面前状告李服膺于平绥线作战不力，使汤部蒙受重大损失，更使蒋对他感到恼火;三是舆论压力太大，不杀他个把军师旅长难以应付;四是借李服膺的人头警告晋绥军的将领，以制止溃逃之风。

　　10月2日夜，11点多钟。这天晚上，轮到刚刚接替席向南升为少校副官的庞小侠担任值日官。听到阎锡山要夜审李服膺时，他颇感吃惊。

　　一辆汽车悄悄停在省府大堂门口，宪兵从车上押下李服膺。他并没有被捆绑。一进大堂，李服膺蓦然发现大堂内设有公案，两旁宪兵肃立，气氛阴森恐怖，顿时呆住。他嘟囔道：“这是干啥?”担任陪审官的副官处处长谢濂说：“会长一会儿要和你谈，你且等等。”

　　未几，阎锡山从里边走出。他双手撑在公案上，两只鹰隼一样的眼睛盯住李服膺，低声说：“慕颜，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

　　李服膺插话说：“让我守6天，我守了6天，我有电报……”

　　“你胡说!”阎锡山逼视着他，顿了顿，“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有顾虑。”

　　李服膺这时流下了眼泪。阎锡山朝周围的人点点头，快步离开。谢濂说：“慕颜，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诉我。”李服膺气愤地把帽子往地下一摔：“那还说球哩!”

　　有人上前捆他，谢濂制止：“那像什么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李服膺的肩上。上车后，他对谢濂和宪兵司令张建说：“为啥这样糊里糊涂地杀人，使我死得不明不白?”

　　车到小东门大教场，他们下车。宪兵司令张建跟着李服膺往前走，还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建往一边让了让，负责行刑的绥署警卫连长康增从背后一枪将李服膺打倒在地。黑暗中看不清他临死时的模样。

　　连续几天，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败军之将李服膺被惩办的消息，阎锡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辞——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秉公办案、阎长官“挥泪斩马谡”……这一招很灵，李服膺一死，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化解了。

　　李服膺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3个多月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在武昌被处决。有意思的是，这两人终年都是48岁。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死都曾轰动一时，使全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为之一振。

　　罪名一样，死法一样，内情却有别。1938年1月28日，上海《新闻报》发表评论说：“中国自作战以来，死法虽然不同，我国已死了不少的抗日将领，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之死，人人为之掉泪，朱耀华(第18师师长，淞沪会战中兵败自杀——笔者注)之死，尚有人为之惋惜，李服膺之死，亦尚有人为之代抱不平，只有‘青天草包’(指韩复榘)之死，人们却认为是死得应该的。”

　　50多年来，国内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权威性的文章，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大都把李服膺和韩复榘视为同类。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却这样写道：“从9月5日开始攻击……天镇县城之敌仍旧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退却，11日(日军)才攻占县城。”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遗憾。

　　1937年9月中旬，放弃了“大同会战”的阎锡山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酷的现实，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像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似的，直趋内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关隘平型关。后来被海峡两岸的战史学家皆认可的“太原会战”，从大同失守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