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

从政以后，陈布雷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尽，而传统的一面则表现非常明显。他极力为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思想，还为蒋介石撰写了大量文稿，把蒋介石打扮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陈布雷从政的本意是以文字为蒋介石服务，然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大，陈布雷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专门为蒋介石写作文字的秘书，后来进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枢，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成为蒋介石的“军机大臣”。

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陈布雷恪守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为官清廉，从不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府中，陈布雷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从不卷入派系斗争中去。所以，陈布雷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具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从1927年1月开始从政到1948年11月自杀，陈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前两年。二十多年的超负荷工作摧残了陈布雷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在政治上处于颓势。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下，陈布雷无能为力。体力、精力与脑力已经无法再为蒋介石服务。但是陈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坚决，因而他决不会像王芸生、翁文灏等人一样向左转。

更让陈布雷难过与尴尬的是，家庭中出了左倾分子。陈布雷深受儒学思想影响，非常看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可是他的家庭也因政治急剧变迁而有不和，甚至分裂的迹象，这又让陈布雷难以继续跟着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因此他不可能走罗家伦等人的道路。并且，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倾轧，蒋介石也很难有所作为，陈布雷看不到国民党未来的前途与希望。此外，陈布雷没有留学经历，家庭也比较贫穷，这使他也不可能跑到国外或香港等地。因此，这使得陈布雷己经是进退无路。陈布雷本人的身体健康不佳，经常失眠，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又处于政治上的中枢地位，心理压力很大，导致了性格上的抑郁、多愁善感，当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一定的极限，再也不能负担时，走上自杀道路就不奇怪了。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陈布雷的自杀给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很大的震动，尽管国民政府极力掩饰陈布雷自杀的真相，把陈布雷自杀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为期不远了。

陈布雷自杀后，首先获得了政治符号性的评价。共产党方面将其评价为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方面将其评价为“当代完人”，感激轻生。当时就有人认为，陈布雷应该为蒋介石的错误负一定的责任。

政治符号性的评价现在己经没有人提了，但是对于陈布雷在近代中国政治中到底如何评价却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从事新闻工作时，陈布雷的评价没有什么争议，他是一名著名的政论家，他支持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批判与揭露，是一名勇敢的民主斗士。他的文章，对于唤起民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从政之后，陈布雷为蒋介石作文字工作，虽然他是为蒋介石服务的，但是他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格守民族主义立场，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1927年到1936年，陈布雷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与舆论界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通过舆论来警告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于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有一定的意义。抗日战争期间，他为蒋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就这点来说，陈布雷是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的。陈布雷在从政时谨慎小心，廉洁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准则，并且痛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连周恩来都表示赞许。

陈布雷忠心耿耿于蒋介石，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服务也是历史事实。但是陈布雷在蒋介石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从陈布雷的日记来看，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越来越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此对于蒋介石功与过，陈布雷在其中的责任比较小。他只不过是一名秘书，是一名蒋介石意志的执行人员而己。

总之，陈布雷从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局变动中卷入政治漩涡的无奈。知识分子本质是要独立的、批判的，而卷入政治旋涡的知识分子偏偏要站稳立场，服从大局，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困境。从陈布雷的从政生涯来看，从政耗尽了陈布雷的体力与精力，打残了他的身心健康，断绝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响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在无奈之余最终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人物轶事

被蒋介石启用

陈布雷，本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陈布雷早年为《申报》撰稿，后来任《商报》编辑部主任，文字俊雅，长于时事政论。 陈果夫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1926年春起，陈布雷屡屡撰文评论国共关系，断言中国是“最不适于试行共产之国家”，中国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同年11月，陈果夫转呈总司令求贤若渴之意，坚请陈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谒蒋。接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面试，蒋介石目光中闪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术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蒋介石问以如何对付上海的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总司令自有妙策。”此类等于交白卷的讨好是不受蒋介石赏识的。正襟危坐的陈布雷用谦卑的口气回答道：“愚见是否以可靠的部队包围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势，然后用帮会势力打头阵……”蒋介石微微点头，对他俩的取舍之意已定。

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入迁总司令部居住，继续接受考察。笔试的题目是“告黄埔同学书”，按照蒋介石指示的要点，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写。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点头称许。3月，陈布雷辞别蒋介石，5月赴宁，接受中央党部书记长职位。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告。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一经他整理，很快就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蒋介石“著作等身”，陈布雷是主要代笔人。蒋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记》 ，陈布雷曾说是他执笔的。至于蒋介石的文告、演讲辞，十之八九出自陈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笔耕一生，却没有传世文集。对蒋介石而言，陈布雷可谓忠贞可鉴，竭力奉献。

亲属情况

陈布雷的亲属和晚辈，在道德传承上与他有相通之处，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却大不相同，没有人学他的愚忠，走他走过的政治道路。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的二弟，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布雷的三位同父异母的弟弟，陈训余、陈训惠、陈训愿都曾留学日本，从事过新闻工作。陈训惠在抗战期间曾任外交部亚东司专员，1949年在驻智利领事任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即宣布脱离台湾国民党当局，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投奔新中国，在北京任职于国际关系研究所。陈训愿迁居美国，在91岁高龄之际回乡探亲祭祖，随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属和孙辈共15人。陈训愿老先生感叹道：“快一个世纪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故乡湖光山色之美，胜于当年!”

陈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个字教导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场的恶浊，因此严禁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成为农产品专家，次子陈过成为内科专家，三子陈适后来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授，四子陈迈任上海铁路局工程师，六子陈遂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专业。

陈布雷虽然不赞成子女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在抗战期间，却积极鼓励晚辈从军救国。1943年末，陈布雷得知侄儿陈迨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十分高兴，写信勉励。1944年，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三子陈适(时在同济大学学习测量专业)积极报名加入炮兵;四子陈迈(时在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主动报名参加工兵。陈布雷知道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题为《送迈儿从军至璧山》。幼子陈远因未到从军年龄，在体检时揣了几块石头在口袋里，以增加体重。

在陈布雷众多子女中，二女儿陈琏的经历最具传奇色彩。陈琏出生之时，其母即去世。陈布雷将丧妻之痛推归于小陈琏，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陈琏命不该绝，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担负起扶养她的职责。后来陈琏一度跟随父亲生活。陈布雷对女儿心怀愧疚，因此对她格外关爱。然而，陈琏选择了一条与其父分道扬镳的道路。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后，宣布与家庭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共青团中央少儿部部长。文革中她却被诬陷为叛徒和国民党的孝子贤孙，1967年11月19日，陈琏写下遗书，跳楼自杀，结束了才48岁的生命。

陈重华：陈布雷的孙女，民革浙江省委会原副主委。

共赴自杀路

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亲杨品仙就患产褥热去世。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

情深的陈布雷把这一悲剧归罪到了女儿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将哇哇啼哭的小陈琏塞进了痰盂。当惊闻哭声的家人们赶来相救时，陈布雷却疯狂地将陈琏扔往窗外，幸亏窗户外的篾棚托住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女婴。清醒后的陈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十分内疚不安，至此倍加疼爱陈琏，并当即为其取了乳名“怜儿”。 长大后的陈琏和陈布雷在政治道路选择上南辕北辙，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双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因为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的身份，被陈布雷保释。

1948年11月，陈布雷有感于蒋介石政府的即将破灭而自杀。陈琏得知父亲死讯，十分难过与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并没有割断父女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陈琏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便是全国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开除党籍(后重新入党)处理时，夫妻二人还是相互勉励，度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袁永熙又因为旧话重提，被降职为校长助理。怜儿此时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爱，试图用自己的温情来抚平丈夫心中的创伤。然而，整风时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袁永熙稀里糊涂地又变成了清华大学党内“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领导们出于对怜儿的“关爱”，反复动员怜儿和袁永熙离婚。为了自己身边的3个儿女，38岁的怜儿离开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独自抚养3个儿女的道路。后来怜儿下决心离开北京到上海，临行前抱着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哭道：我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是因为在北京走到哪里，都会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现在孩子渐渐大了，我怎么对他们讲你舅舅的事?

怜儿至死未再婚。但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开会，都要约孙士询到自己的房间住上一夜，为的就是打听了解袁永熙的近况。每一次都是边听边哽咽着流泪到天明。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怜儿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报告带头鼓掌，连称讲得好，但她还是摆脱不了“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命运，“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怜儿的头上。周围的压力，儿女们的诘问，怜儿感到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亲，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怜儿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上飘然而下。人们从她的书桌上发现了遗书：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