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容易惹祸。

　　有的人是祸从口出，文人一般是祸从笔出，比如明朝万历年间著名大儒吕坤。

　　这人本来是山西按察使，干的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监督、考查以及检举的工作，可他却喜欢“不务正业”，在职期间不好好干他的本职工作，却去搜集什么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然后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书。

　　想必写得不错，连宦官陈矩都爱看，出宫时在书店看到了，也买了一本带回宫里，不幸被郑贵妃看到了。

　　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郑贵妃看到后，麻烦事便接踵而至。

　　郑贵妃一看，这书不错啊，但还有点美中不足，还可以更好，便叫人增补了十二个人——关键是，她把自己的“事迹”增补了进去，而且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

　　很明显，她想借这本书抬高自己的地位。

　　人家吕坤收集的，可是历史上的贤妇烈女，就算她是这样的女人，但也不是历史上的这种女人，但是她不管。

　　这叫有权任性。

　　有权不任性，要权有屁用!

　　做了这些事情后，郑贵妃又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一个版本，这样一来，《闺范图说》就有了两个版本，经常被人混淆。

　　这是万历十八年发生的事，一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事。

　　再说了，这是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材料，是号召妇女们向史上那些好女人学习的书，又不是黑材料。

　　但还是出事了。

　　事情出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那时的吕坤，已是刑部侍郎，他给皇上大人上了一道疏，名叫《天下安危疏》，请明神宗做两件事情，一是节省费用，二是停止横征暴敛。

　　这是好事啊，有大臣忧国忧民，提醒皇上不要走偏，是好事啊，人也是好人啊。

　　你要做好人，有人偏不让你做好人，自古以来都不乏这种人。

　　不让吕坤做好人的人，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不知他是与吕坤有仇呢，还是想借此立个功，积累往上爬的资本，反正吕坤的上疏，让他逮着了机会，他便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现在又上什么安危疏，显然没安好心嘛，尤其是之前那本《闺范图说》，很明显是想拍郑贵妃马屁嘛——“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

　　戴士衡所说的那本《闺范图说》，显然是指郑贵妃指使人重新刊刻的那本，不是吕坤的原著。

　　吕坤不想平白无故蒙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皇上明鉴，我写的不是这本，请皇上让人一一对照，我写的真的不是这本;有人说是我写的，有包藏祸心之嫌。

　　皇上大人不想追究，因为事情牵涉到郑贵妃，他不想因为一本破书，而搞得家庭不和鸡飞狗跳，便装聋作哑，你们爱闹就闹去吧，不信能闹翻天。

　　这两位倒是不闹了，却有其他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家伙，估计是吃饱了没事干，需要找点事消消食，便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名叫《忧危竑议》的跋文，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到处散发。

　　实际上，“朱东吉”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是写这篇跋文的人，杜撰的一个名字，取的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的意思。

　　这篇跋文一问世，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石头，因为按照它的分析，吕坤写《闺范图说》的目的，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埋伏笔。

　　跋文还说，吕坤的“安危疏”，为什么要专门讨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呢?这是影射“国本”问题啊——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

　　更恶毒的是，跋文无中生有地指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一出，举世哗然，很多人不明真相，纷纷指责吕坤，原来这人包藏祸心啊，还大儒呢。

　　吕坤又忧又怕，借口生病辞了职，回家避难去了。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虽然也很恼怒，但冷静一想，我若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再继续“顺藤摸瓜”，对相关人员一一进行处理，势必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到时候连郑贵妃和她家人都跑不脱。

　　他若这样做了，历史肯定会重重地将他记上一笔——瞧啊，咱们的万历皇帝，也会搞文字狱。

　　这样的“名垂青史”，他可不想要。

　　这样一想，他便感觉豁然开朗，亲下谕旨说，你们别闹了，《闺范》一书，是朕赐给郑贵妃的——她是朕的爱妃，难道朕送本书给她都不行吗?

　　至于无事生非的戴士衡对吕坤的弹劾，实属诬告，不处理肯定不行，还有全椒知县樊玉衡，在戴士衡上疏之前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也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两人，很可能串通一气搞事情，《忧危竑议》也可能是他们写的，樊玉衡不处理也不行，便把这两人抓来审问，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罪名，分别发配广东雷州和廉州。

　　至于吕坤，他本来是冤枉的，而且已患病致仕，就别管他了，随他去吧。

　　那以后，吕坤再也没有当过官，一心在家闭门著述、讲学，又活了二十年，其主要作品包括《实政录》、《夜气铭》、《招良心诗》、《呻吟语》、《去伪斋集》等十多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刑法、军事、水利、教育、音韵、医学等各个方面，成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思想价值日久弥新，至今仍在闪闪发光，不仅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影响重大，而且在日本、美国、韩国、 哥伦比亚、埃及等国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其家乡河南宁陵县，还曾于2006年召开吕坤思想研究专题座谈会。

　　不知这算不算因祸得福?

　　吕坤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感谢那些，给了他“因祸得福”机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