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联诗(左)和战友林佩尧(左二)为孩子林向北(左三)廖宁君(右)订婚。此为订婚照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当时的妇联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嘻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劝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耍花招。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
事情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
1936年，陈联诗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行至万县被捕，后被营救出狱。此为出狱当天的照片。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应该劝退出党!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质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义愤填膺。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她说凭什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陈联诗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癌住进医院，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大姐的生命。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几乎说不出话来。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年的时间在找党，没想到找回来的党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陈联诗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