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有一部电视剧火爆荧屏，是冯远征和梅婷主演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部剧在成为许多未成年人的童年阴影之余，也让“家庭暴力”这个词广为人知。

我同事的大姐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只是在她那个年代，这一概念还不普及，所以同事大姐的故事在悲惨中还透着些许诡异。

同事家里兄弟姐妹一共七个，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在当时那个物质生活贫穷匮乏的年代，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可想而知。

转眼同事的大姐到了适婚年龄，有一天邻居给介绍了一个对象。小伙子家父母都是高级干部，上面就一个姐姐，这小伙子是建筑工程师，目前驻京外勘测，两年以后回京就不走了。

同事家觉得这门亲事再好不过了，既能减轻家庭负担又能改良家庭成分，真是一举两得快哉快哉。

两家人赶紧安排大姐和小伙子见面，双方印象都不错，由于小伙子不在京工作，所以后来两人就一直靠通信联络了一年多，直到小伙子调回北京跟大姐结婚，他们总共只见过三次面，其余都是写信。现在看来，这也是侧面造成大姐一生悲剧的一个诱因。

大姐和工程师的婚礼在当时相当风光体面，喜宴结束时，工程师的母亲拉着大姐娘家妈的手说了句：“可算是把这个天魔星给打发走喽。”那语气竟不像是开玩笑的，大姐的妈一听心里就慌了，七上八下总不踏实。后来天黑了，大姐的妈妈实在放心不下就去大姐的新房看她了。

大姐妈妈到了新房门口，怎么敲门都敲不开，她越发忐忑不安起来，一直敲个不停，最后大姐终于来开门了，却满脸是血泪流不止。

原来新婚夫妇才回到新房，大姐开玩笑吐槽了一句婆家买的床单真难看，大姐夫上来就给她一狠拳。

大姐的妈妈虽然怒不可遏，可新婚第一晚又不便怎样，只得严厉批评了大姐夫一顿，让他赔礼道歉，保证下不为例才算了事。

谁知新婚之日才只是大姐漫长苦难的开端，从那以后大姐夫是三日一大揍，五日一小打。

他似乎压根就不会用言语跟人争辩，稍有矛盾上手就打。

大姐家里碍于面子，也是贪图大姐家优越的生活条件时常能得些接济，所以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敢怒不敢言。

他们结婚十多年一直没有小孩，期间大姐多次怀孕都因为大姐夫殴打导致流产了。

甚至到后来，大姐完全有了应激性障碍，就是只要有人在她近身处伸胳膊抬腿，她都会吓得一哆嗦，赶紧往后躲开好几步。

到后来大姐夫做了部门领导，开始跟其他女人揪扯不清有了不正当关系，大姐只要稍有微词就会挨一顿很揍，伤筋动骨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出事那天大姐本来跟她妈妈去中医院调理，临时想起忘了拿病例，就跟妈妈一起回家去拿。谁知一进门就看见大姐夫正跟一个女人颠鸾倒凤快活得很。

大姐的妈妈羞愤难当恨不得找条地缝儿钻了。倒是大姐夫不急不躁淡定得很，他让女人穿上衣服先走，他自己不急不慢地穿上衣服，还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鄙夷地来回打量大姐。

后来就在大姐夫起身要走时，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大姐的妈妈大惊之下直奔电话要打120，就在这时大姐却两眼愣怔地拉住了她妈，母女俩一对眼神儿，便瞬间了解和决定了一切。

大姐夫死于突发脑溢血，那个秘密本来是要被大姐母女带进坟墓里去的。

可自从大姐夫死后，同事的大姐天天晚上做梦见到他，梦里总是他们初相见时的情景，年轻俊郎的大姐夫戴着眼镜，穿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冲大姐浅浅一笑。在梦里，大姐依然每次都会心动想念。

久而久之大姐受不了了，对我的同事坦呈了大姐夫死亡的真相，她们一家各种超度做法事却依旧无济于事。每当午夜梦回时，大姐还是会一次次跟大姐夫梦中相见。

有一种精神疾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通常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大姐夜夜深陷摆脱不开初相识的梦魇，是由于爱？还是因为恨？恐怕没人能解释得清。只是当苦难屈辱不堪重负时，沉默的羔羊亦能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