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不同治乱观
　　
　　国家的治乱振兴，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是那些制造动乱，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至于老百姓，更是做梦都巴望着平安无事，安居乐业，谁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
　　
　　然而，由于皇帝们对乱源的生成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治乱观，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后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唐太宗与隋炀帝不同的治乱观，也许对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都是有好处的。
　　
　　隋末，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愈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尚未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百姓之心，犹望乐业。可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派郑善果、裴蕴、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指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隋炀帝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是认为，杨玄感振臂一呼，跟随他造反的就有十万之众，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则容易相聚为强盗。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统统杀掉，否则不能惩戒后来者。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连曾经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粮米的穷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杀后，隋炀帝到了东都，见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杀的人太少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正是隋炀帝的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范措施就是大开杀戒的治乱观，导致了这次杀人如麻，血流成泽的大屠杀，大冤狱。从此，天下靡然，始思为乱。再加之开运河，征高丽，水旱灾，瘟疫起，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祸乱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矣！其时，隋朝开国方三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