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扶贫法》的颁布
目前世界上没有此法律！2004年我过有人大代表提过此仪案但5年过去了已无下文！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领衔提出了“关于设立《扶贫法》的议案”。
郭海亮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3000万人。
这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吕梁革命老区就有73万多人。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扶贫法》，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纳入法制化轨道。
郭海亮代表谈及设立扶贫法的必要性时说，设立扶贫法是维护《宪法》尊严，保障贫困地区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要求，是在贫困地区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法律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设立扶贫法的可行性方面，郭海亮代表说，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已具备了扶贫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策取向看，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立法基础；从现行法律、法规看，扶贫立法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
2.《扶贫法》的颁布
目前世界上没有此法律！2004年我过有人大代表提过此仪案但5年过去了已无下文！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领衔提出了“关于设立《扶贫法》的议案”。
郭海亮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3000万人。
这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吕梁革命老区就有73万多人。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扶贫法》，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纳入法制化轨道。
郭海亮代表谈及设立扶贫法的必要性时说，设立扶贫法是维护《宪法》尊严，保障贫困地区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要求，是在贫困地区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法律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在设立扶贫法的可行性方面，郭海亮代表说，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看，已具备了扶贫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策取向看，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立法基础；从现行法律、法规看，扶贫立法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
3.目前我国是如何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
第一，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根本出路。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仍将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势头。但中国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
解决老年人贫困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九五”以来，根据赣南的实际，我市创新发展思路，提出赣南的希望在“山”，希望在“路”，希望在“非”（非公有制经济），希望在“外”（向外招商引资），希望在“特”，确立了“开放带动、民营突破、城镇辐射、特色兴市、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几年来，全市上下以“缩差距、略高于、站前列、争一流”的精神状态，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千方百计优化发展环境，千方百计增加财政和农民收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
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82.77亿元；财政总收入23.3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6.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13元。预计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300亿元。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市贫困人口的生产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到2001年底，全市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48元，贫困老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构建符合市情、县情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重要保障。
我们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目前，我们还处于由家庭养老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量力择路。根据我市目前的实际，一是在城镇要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将实际收入低于所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发放最低保障金；在农村，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二是扩大“低保”覆盖面，逐步做到“低保”覆盖全部城镇和农村，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低保”标准。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个人储蓄式养老保险，使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仍然有生活来源。
四是扩大高龄老人“高龄津贴”覆盖面，自80岁起，按年龄段逐步提高津贴标准，市、县财政列入预算，由各市、县（区）老龄办建立专门帐户，直接发放到人。五是加大“星光计划”实施力度，完善农村敬老院、光荣院和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建设，为贫困老人的生活照料提供服务。
六是大力发展农村养老创收基地，收入用于补充养老，救助贫困老人。建议财政、税务、工商有关部门给予养老创收基地优惠政策，减免税费。
集体经济较好的地方可以建立农民养老金或生活补贴制度，对贫（特）困老人给予更多的关照。 第三，不断完善扶助制度，发动全社会助老，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重要补充。
一是政府救济为主导，在各级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助老解困”专项资金，解决贫困老年人的实际问题。按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确定一定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
建议省一级按全省老年人口每年每人1元，设区市按市老年人口每人每年2元，县（市、区）按本县（市、区）每年每人3元的标准，列入当年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预算标准。
二是以社会救助为主体，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募集“助老解困”资金。加大社会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所筹资金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事业、个人和外商投资老龄事业，建立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资机制。
在财政监管下，由各级老龄部门设立社会“助老解困”热线电话和银行专户，并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各界、单位和个人的捐赠。在较大的商业网点和公共场所设立“助老解困”捐赠箱。
三是组织群众互助。象“希望工程”那样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贫（特）困老人的情况，动员单位和个人结对子助养或一次性救助贫困老人。
在各级党政群机关中开展“扶贫济困献爱心”活动，每年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捐资助养贫困老人，为社会作表率。另外，可组织文艺团体义演或名人和大型企业义演，所得款项用于“助老解困”。
此外，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包括专业人员、社会人士和低龄健康老人）定期或不定期帮助照料贫困老人的生活及农活等。 第四，依据国家制定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法律保障。
1996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的基本权益及保障，以及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为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